1952年7月，上海马立斯新村一带，公安人员盯上了一个摆摊算命的老人。此人自称赵志安，北方口音，瘦长脸，留着山羊胡，平日深居简出，脖子上还挂着一块金怀表。
这些细节，和一年前北京公安机关收到的举报信高度吻合。举报信指认，这名老人并非普通算命先生，而是曾参与抓捕李大钊的雷恒成。
事情的突破口，来自一件不起眼的物品。
据举报材料反映，雷恒成极其看重那块怀表。表链垂在胸前，表盖内还嵌着一张清朝皇帝画像。他逢人便夸耀，说这是皇室所赐，几乎从不离身。对于一个隐姓埋名的逃犯而言，这种炫耀无疑留下了醒目的标记。
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赵某来信。信中提到，数年前在北京西北郊一座寺庙里出现过的“了明禅师”，很可能就是雷恒成。此人曾在奉系军阀系统任职，后来又投靠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手上沾有多起血案。
李大钊案的分量，自然不同寻常。1927年4月6日，奉系军警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附属兵营，逮捕了李大钊等人。4月28日，李大钊与另外十九位革命者被绞杀。雷恒成当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是参与抓捕行动的重要人员之一。
北京公安机关不敢仅凭一封举报信仓促定案，便将情况上报公安部长罗瑞卿。随后，线索转到上海，要求当地公安机关核查此人的真实身份。
上海公安人员没有立即抓捕，而是先在算命摊附近观察。老人每天摆出铜钱、龟甲和签筒，生意并不兴隆。收摊之后，他总要取出那块金表端详片刻，再提着木箱返回住处。
民警走访了居委会和邻居。大家反映，赵志安年纪很大，黑牙满口，能说会道，却很少与人往来。他的长相、口音和生活习惯，都与举报信所说的雷恒成相互印证。
仍然不够。
侦查员鲁全发奉命接近老人。他先连续几天到算命摊附近等候，却始终没有见到目标。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改变办法，提着糕点登门拜访，假装成一名进城找工作的年轻人。
进屋后，鲁全发故意请老人算命，又装作急着赶去工厂试工，提出看看时间。老人随即从衣袋里取出金怀表。表盖打开的一刻，鲁全发没有盯着指针，而是仔细看清了表内的画像和老人的神情。
他回到公安机关报告：“目标特征完全吻合。”
当晚，公安人员进入住所。老人一度辩称自己叫赵志安，和雷恒成没有关系。办案人员没有与他争辩，只问了一句：“1927年，你在北京做过什么？”
听到“李大钊”三个字，老人顿时沉默。
搜查中，公安人员发现了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年间陆军警察兵科执照，以及多份任命状。这些物证，击穿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假身份。
被捕后的一个多月里，雷恒成始终拒绝交代。办案人员没有采取刑讯逼供，而是依法审讯，向他出示证据，同时保障其基本生活。1952年10月20日，他突然表示愿意开口。
雷恒成供述，自己1877年出生于河北宛平，清末曾赴日本学习警察事务，回国后进入京师警察厅。清朝覆亡后，他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反而继续依附军阀势力，逐步进入侦缉系统。
1926年，张作霖组建安国军司令部，雷恒成担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1927年，他从往来情报中获悉李大钊等人藏身于苏联使馆附属兵营，随即上报并参与制定抓捕计划。
李大钊被捕后，雷恒成还参与审讯。后来，他又在1928年破坏中共北方组织，捕获张铨林等多名革命者，其中十八人被杀害。进入东北军系统后，他继续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并曾抓捕赵尚志。
全面抗战爆发后，雷恒成投靠日本侵略者，后来又为汪伪政权效力。因审讯手段残酷，他被称为“雷锤子”。抗战结束后，他躲进北京西北郊的寺庙，化名“了明禅师”，1949年前后逃往上海，改名赵志安，以算命为生。
华东局公安部门审查后认定，雷恒成是大汉奸，也是参与逮捕、杀害李大钊等人的重要凶手，依法判处死刑。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我罪有应得，但请不要击中我的脑袋。”
相关人员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一请求。随后，执行枪决。这个曾经依靠军阀、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不断升沉的人，最终以罪犯身份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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