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晏福生、左齐、彭清云三位独臂将军结束会议准备离开。一名背着相机的年轻人追上来，请他们合影。三位老人略作停留，晏福生安排道：“左齐站中间，清云站左，我站右。”
快门按下的一刻，三张饱经风霜的面孔被定格。三人都出身于359旅，也都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手臂。相隔40多年再见，他们没有把话题停留在伤残上，而是谈起部队、战友和那些已经无法赴约的人。
左齐站在照片中央，并非因为军衔最高，而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浓缩了这支部队的许多侧面：打过仗，负过伤，搞过生产，做过民族工作，晚年还练成了左手书法。
1911年，左齐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左富贵。16岁时，大革命的影响进入乡村，他参加少先队、赤卫队，接触到土地革命。那时的少年左齐，已经开始显露出与文字打交道的能力。
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后来进入教师讲习班学习。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师部文书。行军打仗之余，他坚持写日记，还替战友写家信、教士兵识字。战士们叫他“左先生”，这个称呼带着亲切，也说明他在队伍中的另一种作用。
1934年，红军部队行动期间，左齐腿部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伤口感染后只能进行手术，疼痛一度让他昏厥。伤势未愈，后方又遭袭击，他曾躲进稻草堆，才避过敌军搜捕。
这段经历没有让他离开战斗岗位。红六军团转战途中，敌机不断袭扰。一次，担任后卫的部队遭到飞机追击，左齐与连长商量后，利用地形组织步枪齐射，击落敌机。后来，这一战例被写入部队战史。
真正改变他一生的伤势，发生在1938年冬天。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在蔚涞公路设伏，准备打击日军运输队。部队在冰雪中隐蔽了一天两夜，日军车队进入伏击圈后，战斗迅速打响。
激战中，一挺重机枪突然发生故障。左齐当时担任团参谋长，立即赶到阵地排除故障。日军火力压来，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臂，伤口大量出血。卫生人员用止血带包扎后，担架队连夜转运，却在山路中迷失方向，救治因此被耽搁。
到达后方时，白求恩检查发现，左臂已经坏死，必须截肢，否则将危及生命。王震把消息告诉左齐时，他沉默了很久。失去右臂，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和工作都要重新开始。
“保住性命，才能继续革命。”王震劝他。
左齐最终接受手术。白求恩亲自为他截去右臂，术后换药时，左齐坚持不用吗啡，疼得满头大汗，却没有责怪任何人。对这名年轻干部来说，截肢不是战斗的结束，而是另一场考验的开端。
养伤期间，他最难受的不是疼痛，而是不能回到部队。于是，左齐开始训练左手写字。起初笔杆握不稳，字迹歪斜，写几行便手臂酸痛。他没有急于求成，每天反复练习，后来不仅能够写信、作记录，还写出过二十多行的诗。
1939年后，左齐到延安学习，之后担任第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生活稳定下来，战友们开始操心他的婚事。王震常拿这件事开玩笑，鼓动大家给他介绍对象。
经人撮合，左齐认识了陆桂杰。她当时只有18岁，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语言和表达方式不同，最初的接触颇有些尴尬。左齐后来主动对她说：“你若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同志。”这句话打消了她的顾虑，两人结为夫妻。
婚后，陆桂杰陪伴左齐走过了战争、生产和地方工作的岁月。左齐不能像普通战士那样使用工具，便给自己制作短柄锄头。南泥湾大生产期间，他担任第七一八团政委，既参与开荒，也负责后勤，常常亲自做饭、送饭。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到左齐，说他失去右臂后，不能正常抡锄头，便在营里做饭，再把饭送到山上给战士们吃。左齐还用特制的工具参加劳动，部队称赞他“打仗是英雄，劳动是模范”。
1949年底，左齐随王震率部进军新疆，参与南疆接管和建政工作。他深入五个地区、三十个县，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注意尊重当地风俗。有一次，维吾尔族老人因他拒收食物，误以为解放军看不起自己。左齐得知后，带着方糖和砖茶登门道歉，并承认自己不了解当地习惯。
1955年，左齐被授予少将军衔。359旅中，晏福生、左齐、彭清云三位将领都因负伤失去一只手臂，战友们笑称他们是“第三五九旅的一把手”。
晚年离开工作岗位后，左齐把更多时间用在读书、写诗和练习毛笔字上。右臂留下的空袖管没有妨碍他提笔，反而使左手越来越稳。那幅1979年的合影之后，他仍坚持创作，最终被熟人称为“左手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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