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河北唐县一间简陋的病房里,49岁的白求恩已经高烧多日。负责照料他的医护人员发现,这位加拿大医生的手指和手臂感染严重,身体情况迅速恶化。聂荣臻得知后,立即要求想办法把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治疗。
白求恩却清楚,感染已经扩散,转移不一定能改变结果。他没有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病情上,而是惦记着根据地的医疗队和那些仍在前线等待救治的伤员。弥留之际,他坚持坐起来,写下了一封给聂荣臻的信。
信中有这样一句:“也许以后会和你们永别了。”接着,他又写道,在中国工作的这两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只是遗憾生活多少有些苦闷。聂荣臻读到这里,眼泪终于没有忍住。
白求恩的感染,并非来自一次普通的意外。1939年10月底,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扫荡,前线伤员不断增加。白求恩没有随队撤离,而是在距离战场不远的地方搭起临时手术所,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
手术进行时,周围已经传来枪声。医务人员催促他转移,白求恩却指着手术台上的伤员说:“手术还没有结束,不能走。”就在处理伤口时,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破。有人劝他立刻包扎,他只用消毒液浸了浸伤口,便重新拿起了器械。
这次划伤很快引发严重感染。根据当时的条件,既缺少有效的抗菌药物,也没有完善的救治设备。白求恩知道危险,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几天后,他开始高烧,病情转重,仍反复询问医疗队是否已经撤离、伤员是否得到安置。
聂荣臻与白求恩相识于1938年。那时,白求恩刚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带着医疗器械和建立战地医院的设想。聂荣臻考虑他长途跋涉,劝他先休息,他当即回答:“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
这句话并非一时激动。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已经不是一名只追求个人名望的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接触过战地医疗;后来成为胸外科专家,又因长期关注贫困民众的医疗处境,逐渐走上了社会医学和国际主义道路。
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前往前线救治反法西斯战士。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消息不断传到海外。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人员组成的援华医疗队抵达中国。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短期考察,而是把医术直接带到最危险的地方。
到达延安后,他曾与毛泽东谈到战地医疗。白求恩认为,伤员若能在离战场较近的地方及时接受手术,许多人就有机会活下来。毛泽东听后说:“那就请你立即组织战地医疗队。”这项工作,后来成为八路军医疗建设的重要一环。
有意思的是,白求恩不仅做手术,还花大量时间培训中国医务人员。他编写教材,改进器械,要求医护人员建立伤员登记制度和消毒制度。前线缺少专业医生,他便把经验尽量留下来,让一名医生的作用不止停留在一张手术台上。
1938年到1939年间,白求恩辗转于晋察冀各地,参与建立后方医院和流动医疗组。他不愿接受特殊待遇,曾把组织准备给他的生活补助用于伤员救治。在医疗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手术刀、纱布、药品都要反复使用,许多看似普通的医疗步骤,实际都要冒着炮火完成。
白求恩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晋察冀边区。聂荣臻亲自处理善后事宜,并向中央报告这位外国医生的牺牲。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下《纪念白求恩》,文章发表后,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各地广为人知。
那封写给聂荣臻的信,字迹已经因病痛而颤抖,却把个人生死放在了很轻的位置。信中没有夸耀功绩,也没有提出要求,只有对战友、伤员和医疗工作的牵挂。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逝世,留下的,是一套仍在战火中运转的战地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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