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华东某地，23军军长陶勇刚端起早饭碗，宋时轮突然推门进来。陶勇一见来人，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他心里明白，这位新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多半不是专程来蹭饭的。
宋时轮也不客气，坐下便说：“正好，我还没吃饭。”说完端起碗就吃。屋里很安静，陶勇却有些坐立不安。
饭吃到一半，宋时轮扫了一眼房间。行李没有打包，军装和文件仍旧放在原处，屋里看不出任何调任的迹象。这个细节，让他基本确认：陶勇不是忙，而是在拖。
第九兵团组建，源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原本华东部队承担的重点任务与沿海作战有关，1950年10月，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后，宋时轮奉命赴京，接受新的作战安排。
毛泽东见到宋时轮时，曾用“用人之长”来说明这次任命。美军陆战第一师以机动、突击和训练有素闻名，而宋时轮长期擅长组织坚韧防御和阻击作战，中央希望他率部迎战这样的对手。
宋时轮接受命令后，马上投入兵团组建和入朝准备。第九兵团所属部队大多来自华东野战军，战斗骨干不缺，但整编、补充、训练和后勤都需要时间。更棘手的是，部队将进入严寒山区作战，棉衣、冬装等物资不能有半点马虎。
这时候，唐亮向他传达了一个安排：调23军军长陶勇担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宋时轮听后很高兴。陶勇有“拼命三郎”的称号，打仗敢冲敢担，处理复杂局面也有一套。这样的将领，正是兵团在陌生战场上需要的副手。
命令传到23军，却迟迟不见陶勇动身。宋时轮起初没有多想，认为老部队事务繁杂，陶勇需要交代工作。可一连等了半个多月，仍没有明确的报到时间。
他让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总是差不多：部队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稍后就去。宋时轮渐渐听出了弦外之音。调任不是普通通知，哪怕确实走不开，也应当说明情况。陶勇这样一拖再拖，显然有自己的顾虑。
偏偏军情又在催促。第九兵团入朝准备不断加速，原先设想的整训时间被压缩，许多物资也尚未完全到位。宋时轮没有继续等下去，决定亲自到23军找陶勇谈一谈。
他放下碗后，直截了当地问：“上级命令已经下了，你为什么还不去兵团报到？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陶勇没有绕圈子。他知道这件事早晚要说清楚，便回答：“命令我肯定服从，只是我的脾气大不过你。”
这句话听着像玩笑，背后却有真实担心。陶勇性子急，在部队犯错、作战失利时，训人声音很大，但他对上级一向尊重。宋时轮的脾气，在华东部队中同样出了名，而且胆子更大，连粟裕的意见也敢当面争辩。
陶勇所指的，正是宋时轮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段往事。1947年，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曾调整部队牵制国民党军。宋时轮率第十纵队在鲁西南一带承担阻击任务，部队连续作战后承受了较大压力，后来不得不转移，部队也出现损失。
1948年济南战役前，粟裕将主攻任务交给第十纵队，希望这支部队重新证明自己。宋时轮却担心兵力不足，几次提出补充要求。华野当时各部队都在连续作战，兵力调配极为紧张，补充并不容易。
争执中，宋时轮一度说出气话，甚至表示没有兵力就无法作战。事情传开后，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粟裕也对他进行了劝解。宋时轮随后认识到自己的冲动，向粟裕作了检讨。
这件事给陶勇留下了很深印象。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够急，宋时轮却比自己更硬。两人若在战场上发生争执，谁也不肯让步，万一影响指挥协同，后果就不是几句重话那么简单。
宋时轮听完，明白陶勇并非抗拒调令，也不是不愿意去朝鲜，而是担心两个人的性格会妨碍合作。他沉默片刻，说自己确实有过意气用事的时候，但经过批评和教训，已经知道军中争论必须服从大局。
“战场上的事，不能由脾气说了算。”宋时轮说，“你放心去，真有分歧，按制度办。”
陶勇这才放下心来，当即表示：“是我多想了，马上收拾行李。”
不久，陶勇到第九兵团任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兵团部队投入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在长津湖地区与美军陆战第一师等部展开激烈交锋。严寒、山地和后勤困难，使这场战斗付出了极大代价，也暴露出部队冬装、通信和运输方面的严重问题。
宋时轮与陶勇在指挥协同中，确实经历过压力和分歧，但并没有因为个人性格耽误兵团行动。一个负责统筹全局，一个熟悉部队和战场细节，两人的合作，始终被放在军令和战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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