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1946年，《科学》杂志以“学者寿庆”为题，刊载了一则活动启事：余沛华、秦仁昌、王家楫等人，为其师秉志、钱崇澍和胡先骕祝寿。可问题是，为老师祝寿的私事，为何值得被学术期刊公开报道？
答案藏在祝寿诗中。
“桃李成蹊觇化育，沛颠无改见坚贞”，既赞颂了三位先生的崇高师德，也精准概括了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的开拓之功：他们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发祥地之一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所）的主要领导，怀揣“科学救国”的赤诚愿景，突破外少支援、内无基础的创业困境，不仅积极吸收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更深入云南、江西等地，在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建立起中国现代生物学多维体系，即便深受战火纷扰，都未曾停止对科研前路的探索，实打实地迈出了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的第一步……诸多事迹，可谓“沛颠无改见坚贞”。
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些事迹，更值得被大众知晓和被历史铭记。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所著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下称《静生所》），遵循历史线索，参考大量资料，用“述”“作”兼备的写作方法，梳理静生所诞生、开创、困境、复员与终结的全过程，描绘中国现代生物学发展史中涌现的人与事，让我们见识到：后人眼中的群星闪耀，是历史现场的坚守初心；“科学救国”早已融入科学工作者的生命，是有血有肉的精神品质。
一、“述”“作”兼备，叩响历史的大门
《静生所》记录了静生所从1928年创办，到1950年并入中国科学院的全过程，既是一本可供科学工作者参阅的“院志”，也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非虚构”。“志”即“记录”，以“实”为尚；“非虚构”则对文字功底和叙述风格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史料的根底，更要有文笔的风采。作者胡宗刚是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研究。其工作场所的前身，就是静生所创立的庐山森林植物园，馆藏的大量史料，是写作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此书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扎实的史料基础。翻阅全书便会发现，丰富多样的史料散布于字里行间，既有当事人的往来书信，也有静生所研究员的学术专著，更有公告、启事、纪要、决议、年报等内部文件，甚至当事人的抒怀诗作，都被包罗无遗，足见作者在前期准备时所下的功夫有多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好读”。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内容本身，史料都与当下的大众读者相隔甚远，加之生物学学科的理解门槛较高，且受众群体较为集中，作者必须在尊重历史、保障客观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必要的选择、排布与加工，让今天的读者能够获得较为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
这造就了此书“述”“作”兼备的写作手法。“述”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以史料为底线；“作”是写作者的创作意图，不仅滋养着语言、叙述模式、整体风格等文本的审美特质，更以历史意识、现实关切与伦理关怀的诚意与真挚，将史料串联为熠熠生辉的星丛。这不仅让今人见识到历史的厚重，更能让我们从中体味到发自历史深谷的召唤。“述”“作”兼备的写作手法，正是以写作者的个人力量，叩响历史的大门，让它向当下和“我们”敞开。比如，此书的第二章，以“事业的开创：1928—1937”为题，讲述首任所长秉志与继任所长胡先骕在静生所成立之初，如何组织学者开展研究工作。为说明他们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培养，章节在引言中就分别援引了当事人的一封信件、一则评述与一则致谢函，让史料随着历史的展开而浮出水面。在此基础上，此书总结了静生所为培养青年学者提供的三个便利条件：首先，学问进步的环境；其次，前辈的典范指导；再次，研究所需的充分条件。静生所正是以此探索中国科学进步的前路，秉志、胡先骕等前辈“秉持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不乏对现代科学的深切理解，在新旧社会交替当中，树立起高尚的道德风范”。此书的语言，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却积蓄着令人动容的力量，这正是“述”“作”兼备取得的效果。
二、在历史的暗夜，群星闪耀
“述”的史料与“作”的史识编织成一条静生所从诞生到终结的发展史线索，嵌入中国近代史，凭借与宏大历史的积极互动，不仅让静生所的故事在历史中凸显，更让与之相关的人在历史中闪耀。静生所中几代学者的学术志向与报国热情，如群星闪耀，在历史的暗夜中熠熠生辉。
所谓“历史的暗夜”，是他们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转折之中，在外少资源、内无基础的条件下，坎坷创业，矢志不渝，用赤诚的学术热情与坦荡的民族感情，搭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学科体系。本书的第二章，还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各个细分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植物学领域，秦仁昌、李良庆、唐燿、冯澄如等学者独当一面，在蕨类、藻类、木材、生物绘图等领域开疆拓土，成果颇丰。如唐燿，出生于书香世家，毕业于世界名校，在来静生所工作之前，已在扬州中学担任教师，薪金丰厚。但收到其师胡先骕的邀约后，在新婚不满月之际，就毅然辞去工作，孤身北上。妻子送他到渡口，这个场景让他始终铭记，五十多年后还在回忆录中写道：“时正漫天大雪，江风呼啸，单身他往，远看她的身影渐渐看不见了，但这却是我搞科研工作的开始之年。”这股勇气与决心，促使唐燿到岗之后就积极开展工作，为了快速突破瓶颈，他借用图书馆中的一本世界名人辞典，收集木材研究专家的信息，一一发送信件，用收到的回复与资料，铺就了学术前进的道路。
动物学领域亦是如此。寿振黄的鸟类研究、张春霖的鱼类研究、沈嘉瑞的甲壳类研究、何琦的昆虫研究等，均取得不俗成绩。如张春霖，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加入静生所，连年在云南、四川、广东、甘肃等地采集鲤鱼标本，追索本土鲤鱼的源流，梳理其分类，在1934年完成中国首部鲤鱼类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国鲤科志》，对一百多种鲤鱼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和详细的说明，不仅配有清晰的插图，还在附录中整理了研究中国鲤科所需的参考书目，可谓翔实周到。这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推动了中国水产业的发展。
《静生所》正是用朴素恳切的语言，从秉志、胡先骕这样的领导者，写到唐燿、张春霖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借史料说话，书写科研工作者的人性光辉，描绘历史暗夜中的群星闪耀。
三、心怀民族大义，“科学救国”
“科学救国”是静生所的创立初衷，更是静生所中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学术初心。他们出生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岁月，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接受现代教育的启迪。在个人利益与家国大义之间，“科学”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更是“救国”的方式。
此书的第三章，名为“陷入战争困境：1937—1945”，讲述抗日战争爆发后，静生所受到的重创。尤其是随着原址被侵略者侵占，静生所开始在云南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大学设置办事处，筹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与政府合办四川乐山木材实验馆，就算是身处上海孤岛的首任所长秉志，都没有停下科研进程：他潜心研究，发力著述，以“因家虽未，学问在我”的信念，在战火纷扰的岁月中，写出《生物学与民族复兴》《竞存论略》等书稿，“鼓励在危难中的国人，个个作奋斗，人人需努力”，把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化作最为直接、有效的个人行动。因之，“科学救国”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有血有肉的精神品质。
本书的动人之处，就是写出了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血与肉、诚与真。虽然静生所在1950年并入中国科学院，这个名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被人淡忘，但先辈的精神永存。他们在“沛颠”中“无改”的“坚贞”，值得被后人知晓，也必然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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