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陕西绥德第四师范的教室里，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等人常把马克思主义书籍带进课堂。那时的陕北还没有根据地，许多青年甚至说不清“党组织”意味着什么，但一场悄然发生的思想启蒙，已经改变了陕西革命的方向。
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形成，并非某一个人的单独推动。五四运动以后，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思潮传入陕西，陕籍学生和教师成为重要传播者。绥德、三原、西安、渭南等地相继出现组织雏形，学校、报刊和学生社团，则成了最初的联络场所。
绥德一师是其中极有分量的一处。王懋廷在这里参与创建特别支部，田伯荫任教期间积极传播新思想，李子洲则把学生工作、农民运动和地方组织建设联系起来。有人曾问：“教书真能改变陕西吗？”田伯荫的回答很直接：“学生走出校门，才能把道理带到乡村。”
西安方面，安体诚、吴化之、魏野畴、雷晋笙等人较早开展活动。安体诚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参与创建杭州、西安等地的党组织，后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秘书。吴化之参加过安源工人运动，后任共青团陕甘地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等职。
雷晋笙长期负责西安及关中地区的组织工作，后来担任陕西省立一中校长、《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1929年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在济南牺牲。安体诚则于1927年在上海龙华遇害，年仅31岁。两人的道路不同，却都属于陕西党组织最早的奠基者。
刘天章是另一位不能绕开的名字。他出生于高陵，参加过五四运动，曾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副主任，并参与开封早期党组织建设。大革命失败后，他转赴山西，参与重建党组织，组建晋西游击队。1931年11月13日，刘天章在太原牺牲，时年38岁。
刘含初更重视文化和教育工作。他创办《秦钟》杂志，先后在北京、西安、开封任教，为陕西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1927年8月15日，他被杀害于宜君县，年仅32岁。王尚德则把革命活动推进到乡村，参与渭华起义，后来还协助红军开展教育工作，1946年在渭南遇害。
1927年，陕西省委正式建立，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崔物齐负责宣传。省委成员中，既有学校教师，也有农运骨干和军事干部。张性初后来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陕西省政协委员；李子健曾任陕西省林业厅厅长、省委宣传部长，并参与民盟北方支部工作。
这批人后来走上了不同道路。张慕陶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书记，因政治分歧两度被开除党籍，1934年重新入党，1941年在南郑遇害。张国藩组织过陕北红军暴动，后来担任大荔师范学校校长。亢维恪脱离党组织后投身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大学校务主任、西安政协主席。
王芾南参加过渭北农民运动，曾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也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工作，晚年担任西安师范学校校长。蒲克敏则因文才和行政能力受到重视，曾赴英国留学，抗战时期负责军官教育，1939年在日军空袭中牺牲。
陕西革命没有停留在城市和学校。1928年渭华起义后，渭北、陕北、陕甘边等地的武装力量逐渐发展，西北工农革命军也随之建立。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马锡五、杨重远等人，开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经营游击武装和群众工作。
刘志丹后来成为陕甘红军的重要领导人，谢子长担任过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马锡五长期负责粮食、后勤和司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阎红彦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上将，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渭北一带，金理科、黄子文、王化民、谈国帆、黄子祥等人活动频繁。金理科曾任渭北特委书记，1935年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黄子文担任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47年在耀县战斗中牺牲。谈国帆、黄子祥原为杨虎城部军官，参加起义后转入红军，后来分别担任咸阳军分区参谋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也有人在革命道路上经历曲折。师储杰曾率部投奔国民党，西安事变后重新参加抗日工作，后来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徐梦周曾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后在杨虎城部工作，抗战时期转入西北农学院。崔田夫则长期从事陕北群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这些早期革命者的结局并不相同：有人倒在刑场，有人牺牲于战斗，有人转入教育、政府和统战岗位，也有人因历史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在陕西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分散活动走向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绥德一师的讲台、西安的报刊、渭北的村庄和陕北的山沟，始终留下了他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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