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六年己丑科殿试，刘子壮写下了一份万言对策。《清史列传》本传记载：“廷对策万言，略谓二帝三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讲学为明心之要，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一时为士林传诵。”这份对策在当时被争相传抄，并非因为文辞华美，而是因为其中一句切中了清初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顺治六年，清军入关已近六年，南明永历政权尚在，各地抗清活动未息，满汉之间的隔阂与猜忌是朝野上下心照不宣的事实。一个汉人举子在殿试对策中公开提出“满汉一家”，其分量远非一般的策论套话可比。
刘子壮能写出这样的对策，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生于万历三十七年，黄冈县庶安乡人，祖上原籍江西清江，明初迁居黄冈。曾祖刘睿为太学生，祖父刘国诰，家世虽非显宦，却有“尚文”的传统。先祖刘钦曾在宅中建造步云楼读书，解缙有诗相赠。然而到了父辈一代，家道已中落。刘子壮的生父刘绍贤“越洞庭，蹶天柱，与蛇蛮为市，益振先业”，以经商维持家计。刘子壮出生后不久，因生母单氏与养母林氏相善，他尚在襁褓之中便被过继给了叔父刘绍祥。
刘子壮九岁时，生母单氏去世。他在《家谱传略》中回忆，自己“时年亦不小矣，而不能详知我府君之行也”，对生父绍贤的事迹只能“闻长辈所述而留存”。这种幼年失恃、寄养他家的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后来以“屺思”名其堂，典出《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正是对生母的追念。养父绍祥“与诸兄弟而出入沉、澧”，重振祖业，归家后“凡行止卧坐，必以礼”，对子侄的教育极为严格。叔父绍熙“私淑诸君，以教小子壮”，是刘子壮幼年最重要的启蒙者。
崇祯三年，刘子壮中湖广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此后近二十年，他“困公车者几二十年”，始终未能更进一筹。这二十年正是明末最动荡的时期。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陷黄州，刘子壮的叔父绍熙死于这场战乱。他在《文昌阁死难序文并辞》中痛悼亲友乡邻，写道“自守令奔避荆棘，威震。而诸君子益坚，无敢离越”。这场劫难不仅夺去了他的亲人，也让他对乱世中的秩序崩坏有了切肤之痛。明朝灭亡后，他以举人身份参加了清廷的会试，顺治六年与表弟曹本荣结伴进京。
殿试之前，刘子壮已经以制艺闻名。时人将他与同榜榜眼熊伯龙并称为“熊刘”，后来又与韩菼、李光地并列为顺康制艺“四大家”。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其制艺“雄厚排奡，凌轹一切”，又指出“其诗古文亦以气胜”，但“精华果锐，已销耗于八比之中”，年仅四十四而卒，“未能于登第之后，复殚心于古学”。这一评价既肯定了刘子壮的制艺成就，也道出了他的局限：大半生的精力都投注在了八股文的磨砺之中。然而正是这二十年制艺的锤炼，使他在殿试对策中能够以精炼而有力的语言，将“满汉一家”这一敏感主张说得堂堂正正。
顺治帝对这份对策的反应是“览而称善，亲置第一”。刘子壮授国史馆修撰，熊伯龙置第二。这一科的前三甲中，状元与榜眼同以制艺著称，且都以殿试对策切中时弊而获赏识，在清初科场实属罕见。刘子壮在翰林院的时间极短。顺治八年，他充会试同考官，不久便告归回乡。顺治九年，刘子壮卒于家中，年四十四岁。从状元及第到去世，前后不过三年。
他的著作由门人及子孙辑为《屺思堂文集》八卷、《诗集》一卷，后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康熙初年湖广提学道蒋永修在《屺思堂文集序》中称“国初楚文大家，首推稚川刘太史”，将刘子壮置于清初湖北文坛的首位。但他身后的声名远不及他在制艺史上的位置来得稳固。二百多年后，当八股文退出历史舞台，以制艺名世的刘子壮也随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的五律《黄鹤楼》“晴川与黄鹤，气势遥纵横”至今仍被收录于地方诗志，但知道这首诗出自清代湖北第一位状元之手的人，已经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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