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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论坛汇集二十余位著名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聚焦“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围绕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中国经济与全球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与全球再平衡、国内再平衡与全球再平衡四个细分议题，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作出前瞻性分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新思路新建议。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线下举办、全网直播。
随后在圆桌讨论中，嘉宾们围绕四项细化议题展开讨论。
圆桌讨论二“中国经济与全球再平衡”
主持人: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嘉 宾: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陆 挺，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汪 涛，瑞银投资银行资深研究顾问
圆桌讨论二“中国经济与全球再平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张斌主持。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瑞银投资银行资深研究顾问汪涛就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与演变、中国内需不足与外部顺差的关系，房地产调整及其存量影响，人工智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财政政策、社会保障和扩大内需等再平衡路径进行了深入交流。
嘉宾们认为，当前全球不平衡仍处于演进过程中，中国经济内部再平衡仍需持续推进，应更好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和化解存量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刘元春：全球不平衡被过度炒作，理性看待中国顺差
刘元春认为，当前中国对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讨论热度过高，但很多讨论对现状和性质的把握并不准确。
数据指出，2025年全球经济不平衡比值为3.7%，比2024年增长0.1个百分点，比过去二十年最低点2019年多0.9个百分点。但与2007年接近6%的水平相比，目前低了2.3个百分点；与历史上前五轮不平衡高点（约5.4%）相比，当前水平并不算高。因此，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货物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5.5%，是一个“不专业的数字”。如果计入服务贸易逆差，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约为3.7%，相当于2003年的水平，远低于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8.8%（有统计为10%以上）的历史高点。
他分析，2019年以来顺差上升的核心原因有四点：
一、疫情导致全球需求结构转变，人们更多购买货物商品，减少服务贸易需求。
二、逆全球化：各国进行再工业化、产业链重构，导致贸易格局变化，投资品需求上扬，资本品进出口顺差逆差大幅上扬。
三、AI技术革命：美国在AI领域基础设施投入大幅提升，导致与AI相关联的高端制成品需求大幅上升。
四、美国的逆差还在上扬，这与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地位、财政政策定位密切相关。
即使下一步面临动荡，核心依然是美债、美元以及美国资产的超级动荡。虽然这种动荡最终会演化成全球性现象，但我们的视角一定要从理论上可解释、战略上可操作。
陆挺：全球不平衡的成因、应对与再平衡路径
这个话题最近很热门，一个原因是今年9月初G20财长会议上，本来要出一个关于全球不平衡的主席声明，最后1：19，中国投了反对票。另一方面，刘校长刚讲了《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还有PIIE的一篇智库文章，直接触发了“中国挤压论”的讨论。在这之前大家已经在讨论“中国冲击2.0”，挤压论是它的升级版：冲击2.0指中国冲击发达国家制造业，挤压论则认为中国还在挤压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空间。
看全球货物贸易最大的顺差国和逆差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规模都在1万亿美元以上。扣掉双边服务贸易的顺差逆差，各自缩小约1/3。我们跟美国的顺差越来越小，原因大家都知道，2018年以后变化很大；跟东南亚、欧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越来越大。目前中国与两个发达经济体存在贸易逆差：日本和澳大利亚。过去几年跟欧洲的顺差上了一个台阶，最大变化来自德国——三年多前还是逆差，现在每月差不多有40亿美元顺差。
不平衡背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中国自身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我综述几点：
第一，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有关。中国人勤快、节俭，储蓄多、投资多，有庞大资本积累，建成了世界最优良的基础设施体系；除了勤，还有大，有规模优势；特别重视教育、科研研发，爱学习，所以有产业升级。这些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也是国际上对中国制造业敬畏的地方。
第二，也有中国自己的短中期因素，最重要的是国内需求过去几年明显走弱。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因素可能被低估了，从财政角度看，过去几轮对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都通过房地产传导。还有对财富的冲击：中国居民财富60%在房子上，高点买房，40%这部分财富过去几年可能消失了。还有对信用的冲击：大量坏账累积，对整个信用体系产生相当大影响。最终造成国内通缩、成本下行、内需下行，进口必然降低。
另一方面，国内通缩、利率下行，使中国制造业成本跟别的国家拉开。中国制造业成本下降时，别的国家尤其因疫情和宽松财政货币政策，通胀上来了。过去几年我们跟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胀差别相当大。从利率看，原来我们比发达国家高，现在我们是全世界最低。综合起来，制造业竞争优势就起来了。
第三，海外、美国、欧洲也有他们的问题。美国疫情前赤字占GDP平均约3%，现在高居6%下不来；欧洲疫情前已降到0.5%以下，现在高居3%，未来几年随着国防、福利支出增加还要往上走。欧洲过去几年我们对欧贸易盈余明显上升，德国工业生产过去十来年降低了20%。他们的问题是能源问题、绿色政策过于激进、科研方面过于管制、福利过于慷慨、移民政策过于迂腐，直接打击了本国制造业竞争力。
怎么应对不平衡？从中国角度，过去几年辩论核心之一是人民币要不要升值。《外交》杂志、《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非常直接，说要搞新的“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但过去五六年贸易盈余快速上升过程中，我们的名义有效汇率并没有贬值，是在一个区间里波动。真正贬值的是实际有效汇率。
从中国角度怎么解决不平衡？一方面有共识，中央政府要增加赤字、多花钱。但我过去几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如何花钱比多花钱也许更加重要。怎么花？几年前要解决保交房问题，从现在角度讲，化债非常关键，尤其是化解企业之间的债务。我们刚发了一篇研究报告，估算房地产企业应付账款约25万亿人民币，其中约8万亿是接近坏账的企业间债务。要用政府资金积极清理房地产行业留下的问题。
尤其要改革社保体系，给处于社会底层的55%城乡居民增加社保。另一方面，在AI快速发展背景下，要解决现在3亿多灵活就业人口中大部分人的社保问题，让他们进入职工社保体系。政府增加这方面补贴、通过赤字办法，我认为也是可取的。财政和社保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从美欧角度，管好他们的赤字、管好福利、解除不必要管制、理顺能源政策，也非常关键。
最后，全球南方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不平衡？我认为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学中国80年代、90年代：一方面开放，拥抱市场，有好的法治体系，保护投资者，建立更好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跟中国合作，建好基础设施，就能解决他们的不平衡问题。
邢自强：全球不平衡的根本因素与政策建议
美国过去四年名义GDP连年增长约5%，通胀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率却高达GDP的6%。近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联储加息在我看来是被动式的，被市场逼的箭在弦上，属于通胀黏性带来的“形势比人强”的被动反应。美国是该收缩却没有收缩。
中国过去三年名义GDP增速徘徊在4%出头，低物价循环未打破，过去一年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实质收缩了2.5个百分点。比如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加强税收征管、清理企业税收优惠、规范五险一金缴纳，这些措施本身有道理，但叠加在一起，在内需承压时增加企业短期压力。对高收入群体海外收入征税势在必行，但是否有过渡期、更透明的市场交流机制？补充财政后能否说明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保？这些微观因素叠加共振，宏观上造成广义赤字率接近一年左右的实质收缩。现在对避免合成谬误有很强认知，相信接下来政策会优化，实质性增加财政赤字。关键是赤字怎么用？
中美共同站在下一阶段科技革命领跑者位置。美国投算力、前沿模型，这会加剧其不平衡：过去三十年全球化、企业巨头化让头部赚得盆满钵满，但可能替代白领工作，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
中国会让AI进入万千工厂、物流、码头等落地场景。三五年后，具身智能、物理智能对中国生产力加持会更明显。中国第一次从追随者变成领跑者：有完整工业体系，666个子门类全覆盖，已有3万个智能工厂、500万个5G基站。结果是未来五到十年，在全球制造业掌控力不降反升，从简单组装变成输出整个生态系统。未来十年中国工业5.0将带来12万亿美元（约80万亿人民币）增量资本开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不仅不会因“脱钩”下降，反而将从当前28%升至2035年的30%以上，从“Made in China”走向“Made by China”。
但供给端发力的工业革命往往对现有工业岗位有替代效应，而非加持效应，会强化收入悬殊。历史上每次工业革命虽提振生产率，但对社会冲击也较大。
中美两国都应从国内改革入手。显然要打破宏观思维定势，加大财政赤字，减少共振式、顺周期的合成谬误紧缩效应，通过中央财政支持消费，夯实中长期社会保障。同时应对科技革命带来的K型分化——高科技产业可能不创造就业、不带动普通老百姓分享成果，是不是要夯实社会保障福利？
中国这一轮肯定会提前行动，夯实社会保障制度，让三点几亿包括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士享受更好福利，避免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后知后觉、生产关系包容性创新往往慢几十年的问题。我们想必有优势、有这方面的经验。
汪涛：全球K型分化下的中国外部失衡与内部转型
前面几位嘉宾讲得非常周全，我基本都同意，补充几点。
一、全球不平衡的另一面：K型分化
在AI快速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化背景下，全球经济一大挑战是各国发展分化，即K型发展。AI相关固定资本投资和创新，美国基本领先，中国紧随其后，但全球其他地区并未同步跟上，生产率提升的溢出效应有限。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可能逐渐落后。
另一个因素是地缘政治。过去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可采取雁阵式发展模式，通过开放市场、与国际接轨实现发展。现在去全球化压力下，其他国家可利用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这对发展中国家是很大挑战，也是一种不平衡。
国际上很可能把这两种现象归因于中国，认为中国在挤压其他国家发展空间。但实际上，背后是科技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很多国家未来发展都会产生影响。
二、外部不平衡归根结底是内部失衡的表象
过去十来年，中国经济一直在转型：从高度依赖投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驱动，转向科技拉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和消费占比提升。转型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关税摩擦、能源冲击等多方面挑战。
进步世界瞩目：企业创新能力、科技发展、高端制造业进步有目共睹。但转型还没结束。房地产整个大行业过去几年对GDP增长形成明显拖累；地方政府财政承压、债务高企，地方债务也没有转化为发展新事业的空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偏低，讨论调整已十几年、接近二十年，占比仍然较低。出口在2007年后经历调整，最近几年又重新成为重要引擎。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显然还没完全结束。
从近期看，三驾马车中出口很强，AI相关需求对出口形成明显拉动，出口价格增长也较快。投资方面，房地产、地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最近都在走弱，零售也比较弱。
为什么内需这么弱？房地产还在调整，它是居民最重要资产之一，全国层面还没完全见底，部分大城市、一线城市可能有所企稳，但过去遗留的债务问题及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仍在持续。现在就业和收入前景不够明朗，资产受影响，信心自然不足，尤其在AI冲击下。
投资方面，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地方基建能否产生足够效益需要打问号；中央政府是否允许地方进一步扩大举债空间，也存在约束。未来要创造新产能、推动创新，最终还是要依靠企业投资。
企业投资为什么弱？主要还是最终消费偏弱、供给较大，企业利润下降、国内产品价格承压，投资回报很低，大家都在“卷”。再叠加各种不确定性，企业投资意愿自然偏低。因此，要防止过度内卷，推动有序竞争和部分过剩产能逐步出清，并在债务重组过程中为企业可持续投资创造条件。
三、中国外部失衡有多重结构性原因
中国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并持续上升，有国内内需偏弱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制造业能力不断增强、产品不断升级。
中国顺差也不仅来自美欧，对新兴市场国家顺差占比过去20多年不断上升。特别是与东盟贸易，很大程度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有关。中国顺差形成有很多原因，并不是补贴或汇率低估造成的，而是有多重结构性因素，既包括国内结构性因素，也包括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化。
最后补充一点：中国顺差的再循环模式近几年已发生变化，不再主要通过积累美国或欧洲国债来实现。从边际上看，增加更多的是海外投资，即资本项下资金外流，包括居民和企业的海外投资。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理论上，这种再循环方式收益可能比过去更高。
张斌：中国最大的失衡是供强需弱，扩大内需就是最好的实力
张斌指出，失衡有两种观察视角。一是结构视角，如收入分配、区域发展、产业失衡，外部失衡是相对内部经济而言；失衡就是资源在行业、区域、部门、经济主体之间配置不合理，不可持续、效率不是最优。二是总量失衡，即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供给能力很强，需求很弱，劳动力、机器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既有供大于求，也有供不应求。二者有联系：总量上需求弱、供给强，进口少、出口多，带来贸易失衡；贸易失衡对应很多资源服务于外部市场而非内部市场，也是结构性失衡。
张斌表示，今天中国最大的失衡问题是供强需弱，非常典型。供给非常强，产业、技术进步都很好，但需求端弱。若解决好需求端，会带来更多企业收入、盈利和就业机会，对年轻人而言，不再是人追着工作，而是工作追着人。若中国走出需求不足，GDP平减指数要比目前至少增加2到3个百分点。人民币保守估计每年升3个百分点；名义GDP4.5个百分点加汇率3个百分点，按美元计价额外升7.5个百分点，按此速度中国不用十年超过美国名义GDP。
张斌指出，扩大内需就是最好的实力，还会带来更多进口，对外经贸关系好转；地方政府有更多收入，税收征管、欠账、化债压力缓解，营商环境好转。若把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好，很多问题能得到缓解，中国经济跟现在会有巨大变化；现在中国经济本来就是世界经济很亮的一颗星，若把需求不足再解决好，那就是最大最亮的一颗星。
对于“为什么一直走不出需求不足”，张斌认为，难不在花时间精力，难在认知需求不足、找到合理应对政策。需求不足原因很多，最要害的是，在需求不足环境下，每个主体信心和预期偏弱：收入偏弱，不敢花钱，企业不投资，居民不愿花钱；这些行为放在一起，形成负向自我传递放大机制：居民越不愿消费，企业越没收入；企业越不投资，居民越没收入，形成负向循环。
张斌表示，打破需求不足，关键立足点不是解决背后各种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而是打破这种负向循环：它本身是市场失灵。每个个体行为都是理性、合理、保护自己的，照市场逻辑选择都对，但每个人合理行动背后是每个人情况变得更糟。此时必须有强有力外部力量打破自我放大的负向循环；最有效政策工具是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增加财政发债、扩大财政支出，由政府的支出带动全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包括更积极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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