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新疆军队退休的原某大学执教、邳州人刘教授微信一条关于家乡民风民俗的视频，并留言：建议下大力整治长期存在的社风民风问题：如要彩礼过多、办丧事大摆排场、田里坟地太多、儿媳骂婆婆等丑陋习俗。
我回复说：辨证看待，有些习俗是大环境及一些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比如彩礼，这是中国几千来的婚俗文化，是婚姻的一种契约，古时“三聘六书”……后来是传柬（衣料：几件），现在从数字看重了些，但如果和经济水平比，也差不多。现在总说彩礼多少，其实与女方来说，陪嫁也不低……说到底大部分家庭是为了青年夫妻结婚后，生活能有基本保障或是更好一些，毕竟现在各种消费太高了。其他尤其是儿媳骂婆婆，极少现象，且也多方面原因，可以说是自媒体问题。
回复后就忘记了，因为我并没有多在意，网络的评论是不可以对或错来评说的，现在可能会因为某一个特别现象会在网络上发酵成普遍的问题，不能以偏概全。
几天前，教授又发来了他撰写“怎样看待高价彩礼之现象？”问我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习俗，我的看法就是：辨证地看。民间习俗交给历史，它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不能靠某一种强制的手段来治理以达到杜绝或根绝。如：“破四旧” “立新风”曾经影响了一代人，那代人有的步行结婚，有的自行车接媳妇。可最终旧习俗没有根治，新习俗也没有立起来。一些习俗的形成和消亡，终究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比如，旧时男人留辫子、穿长衫着马褂，后来中山装，八十年代青年穿喇叭裤，现代的年青女性衣着的暴露……等，都不是靠某些人为手段来实现相像的样子的。
再来看“彩礼”，不能简单地以“彩礼重”或说“卖女儿”来评说或“污蔑”女性，如果从历史上看，不正是因为女性没有地位及经济来源造成的吗？女性从一出生，就被定了位，没有个人之位，“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是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这种现象，刘向的《列女传》所载就充分地证明。清咸丰《邳州志》也载对于列女的记述掌握尺度为：“士有百行，女惟一终，于妇德则先节而后烈，于女道则先烈而后贞；先王尊生而重身，妇道无成而代终，故先节而后烈；女子无以身许人，有杀生成仁，故先烈而后贞。”看，女人一生“从人者也”，这个人，指的是男人。
教授文中谈到了是传统风俗和面子攀比、家庭经济、男女不平衡、导致两代人生活问题，等等。也谈到了地方该下大力气整治……
确实如教授所谈的因素，但一个地方的风俗不是一天两天甚或是一个时代而形成的，是随一个地方历史发展而慢慢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这种文化与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人文、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不能局限于把些不良习俗归结于某一方面或某一方的责任或问题。
从历史看，彩礼，古礼称纳征，属于传统“六礼”之一。《仪礼•士昏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本义不是女方家庭出卖女儿的身价。是男方向女方家族表达郑重聘定的信物，是婚约成立的礼仪凭证。礼物本身，早期是束帛、鹿皮，看重礼的象征意义，财物数额并不追求奢华。 两汉至唐宋，贵族之家聘礼丰厚；民间大体仍重仪式，普通百姓财物有限。宋元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民间婚俗慢慢发生偏转，民间逐渐把纳聘礼物的多少视作男方家境、脸面的标尺；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嫁女以索取钱财补贴家中儿子婚事（俗称“以嫁济娶”）的现实倾向。 明清苏北、鲁南一带婚俗就为“侈于妆奁、厚于聘财”，这个时候，不但是男方纳聘厚礼，女方嫁妆也比较侈华。
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旧的重彩礼习俗一度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经济提升，人口流动、婚恋格局改变，彩礼问题重新凸显。原本的礼仪信物，逐步演变为兼具礼仪、以数字多少衡量，成为家庭博弈的现实产物。彩礼，由初起的衣料，按件或身计算，几件到几身（褂子、下裤合为身）不等；布料由初期的洋布、的确良到毛呢类料子……总之，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内容在逐渐变化。
过去，经媒人介绍后，男女双方没意见，男方便给女方添置从头到脚的一身，意为见面礼。进入21世纪后，内容不断翻新，见面礼，由衣物变为人民币101元、1001元、10001元，意为：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特殊情况更是五花八门。
仅从数字看，婚俗似乎变了味，把婚恋当成了商品交换，“礼仪”上的礼数上也逐渐加“重”，但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似乎也没有多么地可恶可憎。再者从另一个发展层面上来看，正说明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一切都在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现在总说彩礼多少多少，其实根本上来看，就是一种礼俗，结婚后大都带回到小家。再者，随着彩礼的增加，女方家陪嫁也水涨船高，以前娘家陪六件、八件，现在陪嫁也和彩礼不相上下，男方有房，女方陪装修、家电；男方彩礼10万、女方陪轿车，等等。特殊情况除外，如女骗彩礼、男骗结婚，皆属个案，不言。但大部分家庭是为了青年夫妻结婚后，生活能有基本保障或是更好一些。
从根源上、简单地分析看：
（1）地方文化的“面子”与“攀比”心作怪。
邻里之间互相参照，谁家彩礼高，被解读为男方看重女方、姑娘身价高。逐渐形成隐性的心理预期，一个看一个，一村看一村，逐渐蔓延到一个地域……。很多家庭本身未必愿意要求高彩礼，但迫于周围舆论压力，“不能比别人家少”，被动抬高心理价位。我身边还发生过一个真实案例，女方母亲说，女儿找对象，不要彩礼，也不要求有房，因为现代社会，谁家儿子结婚还能让住在露水地？可笑的是，在谈对象时，男方家居然说：她家条件也不错，怎么什么都不要求？莫非女儿有什么问题？
（2）男女性别比例差距因素。
尤其是鲁苏皖交界一带，受传统影响，男尊女卑，男性是传宗接代，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男性远远高于女性，造成比例失调，客观上强化女方议价地位，容易推高聘金数额。
（3）对一些知性女性来说，是一种契约。
在当今社会，年青人一边讲究恋爱自由，一边又借着彩礼重而不愿结婚。对一部分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来说，在就业环境里，不占据优势，工作压力大，她们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没有一定的经济约束，便使得一部分男性没有责任感，一旦发生婚变，男性无所谓，但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被动的，有了彩礼的约束，也是男性对女性的一个约定，要付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婚姻稳定。
回看礼俗观念，纳征不可废，但不可奢。彩礼本身并不是恶俗；发生问题，在于风俗流变之后，财物压倒礼义。理想状态应当是保留聘定的礼仪形式，以象征性财物表达郑重；彩礼优先回流到新婚小家庭；摒弃“以嫁济娶”、邻里竞奢的旧惯性；同时也要配套完善乡村养老社会保障，从根源消解家庭层面索要高额彩礼的现实动机，而不只是单纯依靠道德劝说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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