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南京老虎桥监狱，丁默邨被押往刑场。这个曾经掌握“特工总部”、让上海许多人闻名色变的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关于他临刑前大小便失禁的细节，史料记载不尽一致，但他极度恐惧、需要人搀扶着走完最后一程，并非毫无根据。
他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倒在战后审判的法庭和刑场上。对丁默邨来说，真正致命的并不是某一次行动失败，而是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把个人前途押在了日本占领者和汪伪政权身上。
丁默邨1901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早年曾接受新式教育。五四运动前后，湖南各地的青年学生受到新思潮影响，他也曾参与进步活动。1921年前后，他到上海谋求发展，后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接触过革命工作。
这段经历后来常被人提起。因为一个人早年站在哪里，并不能直接决定他的终身选择。丁默邨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不断根据形势更换立场，把组织、信仰和政治身份，都当成了可以调整的筹码。
1924年，他转向国民党。北伐时期，丁默邨逐渐进入特务系统，后来与国民党CC系人物发生联系。1930年代，他在上海参与编办《社会新闻》，以舆论攻击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变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干将。
有意思的是，丁默邨的仕途并不始终顺利。1938年，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但因与戴笠等人关系紧张，加上内部倾轧，很快失势。对一个依靠政治关系和情报权力上升的人而言，失势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必须另找出路。
这条出路，最终通向了上海的“76号”。
1939年，丁默邨经李士群牵线，与周佛海等人建立联系，在日本方面支持下组建伪特工机构。因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后来人们便以“76号”称呼这一组织。它表面上打着维护治安的旗号，实际承担搜捕、审讯、暗杀抗日人士等任务。
“76号”最可怕之处，不只是特务人数多，而是它把暴力、收买和情报网结合在了一起。许多成员有黑社会背景，也有人因贪图金钱和地位加入其中。机构内部奖惩直接与抓捕、破坏行动挂钩，上海的抗日团体、文化界人士和地下交通线，都曾受到严重威胁。
茅丽瑛、朱惺公等抗日人士遇害，便与这一时期的特务活动有关。丁默邨身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难以撇清责任。后来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出现的某些特务人物，也常被认为吸收了“76号”头目的部分特征，但文学形象不能代替历史事实，丁默邨本人并不等同于作品中的某一个角色。
1939年，抗日地下组织还曾策划刺杀丁默邨。女特工郑苹如以交往为掩护，试图接近他。丁默邨生性多疑，几次接触后便有所警觉。12月，郑苹如在前往“76号”时被扣押，1940年被杀害，年仅22岁。
这件事说明，丁默邨并不是只会依赖蛮力的莽夫。他熟悉特务机关的运作，也懂得利用戒备森严的环境保护自己。遗憾的是，他越是精于算计，手上沾染的血债也越多。
汪伪政权成立后，丁默邨获得了政治头衔，担任过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44年汪精卫病逝，陈公博接掌伪政权，丁默邨又被安排担任伪浙江省省长。表面上，他仍是地方要员；实际上，日本战局恶化，汪伪集团内部人人都在寻找退路。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丁默邨开始向国民党方面示好，企图凭借旧日关系换取宽大处理。他曾在浙东、浙西一带参与为国民党搜集情报的活动，随后于1945年9月到达重庆。周佛海也走了相似的道路，两人一度受到接纳。
但汉奸身份不是凭几封信、几次表态就能抹去的。1946年，丁默邨被捕并押往南京受审。审判围绕其投敌、组织伪特务机关以及参与迫害抗日人士等事实展开。1947年，法院判处他死刑。
临刑前，曾经发号施令的丁默邨身体失控，面容惊惧，甚至被传出屎尿横流的丑态。真假细节可以辨析，结局却没有悬念：枪声响起后，那个依靠“76号”制造恐怖、又妄图靠政治投机逃脱惩罚的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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