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5月18日，山东曹州高楼附近，一片麦田里，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从马上跌落。他身负重伤，身边亲兵大多已经散去，追击他多日的捻军正在四处搜寻。一个年轻的捻军士兵发现了他，手起刀落，结束了这位清廷名将的一生。
这段故事流传很广，但标题中的“咸丰皇帝派出征”，与实际时间并不相合。僧格林沁死时，咸丰帝已经去世多年，执掌朝廷的是同治帝，年号也已经改为同治。历史叙述若只顾传奇效果，便容易把不同时期揉在一起。
僧格林沁是蒙古科尔沁部人，出身博尔济吉特氏。清廷入关后，蒙古王公长期承担拱卫皇室、统领骑兵的职责，他也因此很早进入权力核心。与那些只凭爵位享受优待的人不同，僧格林沁确实打过硬仗，尤其擅长率领骑兵突击。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北伐军一路北上，逼近直隶。咸丰帝把守卫京师的重任交给僧格林沁，并赐给他御用宝刀，以示信任。僧格林沁随后集中兵力，切断北伐军的粮道和退路，经过多次作战，终于在1855年将这支孤军击溃。
林凤祥、李开芳被清军俘获后押解至北京，后来遭到处决。僧格林沁凭此功劳晋封亲王，朝廷称他为“国之柱石”。不久之后，他又在大沽口防务中击退英法联军，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少数取得明显战果的清军将领。
有意思的是，这些胜利也改变了僧格林沁在朝中的位置。他不再只是蒙古王公，而被视为清廷能够倚重的战将。南方有曾国藩，北方有僧格林沁，两人分掌战局，彼此之间自然形成了微妙的比较。
1860年以后，捻军活动范围扩大，主要往来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一带。捻军不是一支高度统一的军队，各部之间既有联盟，也有独立行动的习惯。僧格林沁起初凭借骑兵优势连续取胜，清军所到之处，捻军往往避其锋芒。
胜利来得太快，反而埋下了隐患。
僧格林沁逐渐相信，捻军不过是一群临时聚集的地方武装，只要持续追击，便能一举平定。对地方的严厉镇压，又使许多原本观望的人倒向捻军。张乐行被杀后，张宗禹接过指挥权，迅速整合各部，改变了过去各自行动的局面。
张宗禹清楚，正面交锋不是清军的对手，便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捻军忽然出现，袭击粮道和小股部队；清军大举追来，他们便立即转移。清军追不上，停下来又找不到目标，兵马和粮草都在反复奔波中消耗。
“他们又跑了！”部将焦急地说。
僧格林沁沉着脸回答：“追下去，不能让他们喘息。”
这道命令，后来成了致命的决定。为了追上张宗禹部，僧格林沁率主力连续行军，昼夜不息。清军将士疲惫不堪，战马也逐渐失去速度。僧格林沁的手臂因长时间控缰难以抬起，只能用布带把手腕固定在肩侧，继续骑马追赶。
张宗禹等待的，正是这个时机。
1865年5月，双方在曹州高楼一带交战。清军长途追击，阵形松散，前后脱节，捻军则利用地形分割包围。僧格林沁虽带亲兵突围，却已经无法重新组织大军。等他进入麦田时，身边能够护卫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负伤坠马。
关于斩杀僧格林沁的具体人物，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民间故事常说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发现了他，因不知其身份而将其斩首；也有记载把这一功劳归于捻军中的其他士兵。可以确定的是，僧格林沁确实死于高楼战败之后，遗体也被清军寻回。
朝廷得到消息后震动极大。同治帝下令厚葬，并给予极高规格的抚恤。慈禧太后是否亲自到场祭奠，后世说法不一，相关叙述往往带有演义色彩，但清廷对这位蒙古亲王的哀荣确实远超普通将领。
更值得注意的是，僧格林沁并非败在兵器不利，而是败在判断失误。他曾经依靠快速突击和强硬追剿屡屡取胜，于是把过去的经验当成了固定规律。张宗禹没有与他争一城一地，而是不断消耗清军，等到对手疲惫，再集中力量反击。
至于那名少年后来被捕、受刑的故事，传播甚广，却缺少足够可靠的史料支撑，不能当作确定事实。僧格林沁之死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一位曾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抗击英法联军的猛将，最终并非死于正面决斗，而是在一次过度追击中倒在了麦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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