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12月28日清晨六点，三十二艘英法军舰、一百多门大炮同时向广州城开火。炮弹落进总督衙门的时候，两广总督叶名琛正在等一个日子。
九天前，额尔金勋爵的最后通牒拍到了他的案头：限四十八小时交出广州城。幕僚请战，不准；请守，不准；请招集团练，还是不准。
这不准，那不准，他不是有破敌之策，而是他问过神仙了。广州人后来替他记了一笔账，写成民谣：“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
十三日炮惊，十四日城破，神仙许他的“十五”，差了一天。就是这一天，把一个此前十年被朝廷倚为柱石、被洋人忌惮的封疆大吏，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给这根柱子题字的人，叫薛福成，他的判词写进了《清史稿》：“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这就是著名的“六不总督”。
审视“六不总督”叶名琛，首先映入历史眼帘的，其实是他的功绩。
叶名琛是湖北汉阳人，家里开的叶开泰药铺，是与北京同仁堂、广州陈李济齐名的老字号。商人家出身的孩子，科场却一路开挂：不到十八岁中贡生，二十六岁中进士，点翰林，授编修，然后外放道员、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升广东巡抚，四十岁出头就封疆一方。
1849年，他和两广总督徐广缙联手，依托社学民团，硬是把英国人入广州城的要求顶了回去。这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廷第一次在对外交涉中“全身而退”，道光帝龙颜大悦，赏他一等男爵。
这场胜利改变了他，也害了他。《清史稿》说他“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狃”这个字用得很毒，意思是沉迷其中、认死了理。从此他相信一件事：夷务没什么可怕的，只要顶住，洋人自会知难而退。他后来所有的误判，种子都埋在这一年。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从广西杀出，一路卷向长江，东南半壁糜烂，而广东在叶名琛手里硬是稳住了。
1854年，广东天地会起事，号称二十万洪兵水陆围攻广州近三个月，城里能用的兵勇只有一万五千人，叶名琛坐镇越秀山镇海楼督战，守住了。凌十八起义、罗镜会匪，次第扑灭。
更难的是财政：咸丰年间广东是朝廷最大的饷源之一，从金田起义到广州失陷，广东外输军饷以千万两计，江南大营、湘军的粮台都指着这边。所以咸丰帝对他宠信异常，咸丰二年升两广总督，旋即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又在总督之外钦差通商大臣——当时没有总理衙门，他这个两广总督实际上兼着大清的“外交部长”，薛福成写文章都尊称他“叶相”。
当时多少督抚因为应付不了局面被摘了顶子，只有他叶名琛，位置越坐越稳。后世学者黄宇和翻案时引用《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一句话，算是替他这十年盖了个章：“当邻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义震撼的时候，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洪秀全的太平军没有打回广东老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广东有叶名琛。
但历史就像一枚硬币，如果说“六不总督”的正面是功绩，那背面就是血债了。
洪兵围广州时，清军的副将、游击被义军阵斩，叶名琛恨得咬牙切齿。义军一退，他下令各府州县：“凡通匪者，不论过去现在，一律格杀勿论。”这一道命令下来，广州就成了屠宰场。
咸丰五年夏天，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住进了珠光路咸虾栏，离刑场只有几百米，后来他把亲眼所见写进《西学东渐记》：“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观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刑场周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
英国驻广州领事也留下过目击记录：刽子手抓住囚犯顶髻，另一人挥刀，四分钟三十六颗人头落地，大箱装不下的人头，割下右耳装箱，一送上来给总督验看。
英国人由此送他一个外号：“广州屠夫”。《泰晤士报》说他一年杀了七万中国人，这固然是开战的舆论造势，但数字本身不是编的，中文世界自己的记录，只会比英文报纸更难看。容闳说他去看过刑场之后，一度重新考虑要不要为这个“容忍如此野蛮行径”的朝廷效力。
更麻烦的是这笔血债的利息，《清史稿》记了两笔后账。
第一笔：镇压洪兵出力最多的是按察使沈棣辉，战后沈棣辉开列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叶名琛压着不奏，“兵练皆解体”——出生入死的人寒了心，散伙了。
第二笔更致命：“又严治通匪馀党，或藉捕匪仇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他把杀人搞成了扩大化，仇杀、诬良为匪的案子遍地都是，有冤没处申的人逃去香港，掉头给英国人当起了带路党。等到1857年联军兵临广州城下的时候，英军地图上的很多标注，就是这些“其黠者”提供的。屠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大概没想到，血会流到三年后的城墙上。
再看夷务，叶名琛的强硬、自大其实是另一种致命的昏聩。
五口通商之后，外国人要修约，照会一封封飞来，叶名琛的处理方式是《清史稿》里那句有名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英国公使包令要见他，他把接待地点设在河边的仓库，摆明了是要羞辱对方。
他不是完全不要情报，恰恰相反，他在香港布了不少探子，问题是探子报回来的东西全是反的：克里米亚战争明明是英法打赢了，报回来说是俄国大胜；印度土兵起义，报回来说是英军全军覆没、阵亡了一个驸马；结论是英国“穷极无聊，不但拖欠军饷，日用亦颇贫窘，急盼通商”。
1857年12月，英国专使将近一年没给他照会，忽然主动送来照会，轮船桅杆上插着白旗——按国际惯例表示谈判信使无恶意，叶名琛的解读却让今天的读者瞠目，原话被茅海建在《近代的尺度》里抄录下来：“彼实穷急望通商，却不甘求我，仍作大言欺人，其中实已全馁，故肯插白旗进港。彼国凡弱而降服者，则竖白旗。”
叶名琛的认知世界里装着一个解释器，天朝礼制是唯一的操作系统，输入任何信号，输出的都是“彼弱我强”。
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水师从一艘挂着英国旗的船上搜出海盗、拔了旗，领事巴夏礼限二十四小时交人道歉，叶名琛放人，拒不道歉——道歉就是认错，认错就是辱国。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马克思站在伦敦，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把叶名琛夸了一顿：“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这是叶名琛一生得到过的最高评价，来自全世界最不留情面的批判者——这评价本身，就是对他那套“以理屈人”最大的反讽：马克思看的是外交辞令的体面，巴夏礼看的是开战的借口。
战争真打起来，他也不是全然不抵抗。1856年10月23日英军炮击广州，他正在主持武乡试，闻报笑道：“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同时下令水师收旗，不准还击。
与此同时，他又悬赏三十元一颗英人头，整备团练两万余人，火筏烧船、沙船满载炸药冲击英军营盘，还悬赏对香港下毒，毒面包里砒霜下多了，吃的人当场呕吐，居然没死人。
靠着这套土法游击，1856年底到1857年，英军没占到便宜，一度还被他收复炮台、逼回海上，额尔金后来都承认“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
问题是他的情报网继续在喂他吃定心丸，而朝廷的态度也在加固他的误判：咸丰怕他“激成事变”，屡屡申斥。等到1857年秋冬，包令从截获的广州官船文件里翻出了他的底牌——无兵可派，无钱可花——力劝本想北上的额尔金掉头打广州，这时候什么招都晚了。
全国精锐聚在南京城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转递廷寄时都看得清楚，给了一句考语：“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
最后这段日子，荒唐得让人不忍细看。
12月12日，英法轮船插着白旗送照会来，他判断对方“实已全馁”；24日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25日、26日，僚属跪请添兵，他顶回去一句“谁添兵，谁给饷”；番禺、南海两县知县想自募乡勇守城，不准；据时人记载，27日晚联军工兵已经占了二沙尾，攻城的迹象明摆着，他还要全城文武到督署给他祝寿。
他的镇定从哪里来？从长春仙馆来。那是他父亲叶志诜的道场，供着吕洞宾和李太白，总督衙门的军机进止，“咸取决焉”。广东京官后来奏参说，军饷那么紧，他还有余力修仙馆，“动至十馀万……凡举大端，皆决于仙馆中，三尺童子，皆指其妄”。
李凤翎《夷务续记》说得更加直白：“一切军务皆决于神仙，所谓将亡听于神者也。”
乩语告诉他“过十五日可无事”，他就拿这句话挡掉了所有的请战书。12月28日拂晓炮击开始，炮弹打穿督署，他端坐堂上“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随后躲进左都统署花园的八角亭。
七天后英军搜到他。关于他被捕那刻的模样，中文记载说他穿戴整齐端坐在大堂上等英国人，《泰晤士报》的写法却是另一个版本：署里推出一个穿总督官服的替身，被巴夏礼一眼识破，而真正的叶总督正挪动肥胖的身躯翻后墙，被一个上尉拦腰抱住，另一名士兵揪住了他的辫子。两种记载摆在一起，他自己最后的体面，也成了罗生门。
紧随这个罗生门的，就是那场著名的认知错位。
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押上英国军舰“无畏号”，舰上军官对他脱帽致意，他欠身还礼，据《香港纪事报》记载，英国人没虐待他。随从中有人“以手指河，摄之以目”——暗示他投水，全名节，他装作没看见。
他为什么不死？《蕉轩随录》记下他后来对仆人交底的话，这段自述是理解叶名琛的钥匙：“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翻译过来就是：他不觉得自己是被俘，他觉得自己是被护送出访——要去伦敦跟英国女王当面讲理，把这场是非辩个明白，为国家争回体制。
在香港海面泊着的四十八天里，他天天应洋人之请写字作画，随从劝他别署真名，免得贻笑，他提笔落款“海上苏武”四个字。
1858年3月12日船到加尔各答，英国人把他安置在大里恩寺的镇海楼，他这才知道根本不是去英国。可他还是每天清晨要人读报，读到自己这边战败就兴奋，读到签了《天津条约》就叹气，还说过一句大实话：“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堂堂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这一辈子管着大清的对外门户，补课是在囚室里补的。
叶名琛绝食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事。从广州带去的食物吃光了，仆人请在当地采购，他说出了最后一句硬话：“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二月二十九日病中不食，三月初七戌时——公历4月9日——死于加尔各答，年五十二。临终没有别的话，只有一句：“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他至死惦记的那个皇上，是怎么对他的？广州城破的消息一到北京，咸丰先革了他的职；随即琢磨的不是怎么营救，而是怕他成了英法手里的筹码，谕令柏贵等人对外放话“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接着那句诛心的话写进了《筹办夷务始末》：“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况已革职，有何顾忌。”
皇帝甚至怕前线将士投鼠忌器，特意交代“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而他尸骨运回广州、广东巡抚奏报到京之后，咸丰的批复只有一个字：“览。”十年殊眷，换来一个字。
比皇帝更甚的是同僚：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城破即降，联衔奏参，把黑锅整个扣在叶名琛头上，然后稳稳当当在联军的卵翼下做起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衙门告示要巴夏礼等三个洋人副署，皇帝的谕旨先被巴夏礼截留过目。骂叶名琛误国的人，自己给洋人打了三年工；而真正不降不走的那个，死在了印度。
士林的声音也没好听到哪去。薛福成除了那句判词，他在日记里写过一段更沉痛的话，点破了叶名琛之败的真正代价：“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广州丢的不是一座城，是底牌；底牌一露，才有后来大沽、天津的一连串败局，“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所以薛福成那句“哀其志，而憾其玩敌误国之咎”，是骂声里最克制、也最接近定论的一句。
英国人那边呢，反倒有些分裂：随军记者柯克在《中国》里写他“意志坚强，性情顽梗”，一件油渍旧袍穿了十年，家里送来三千元零用到死分文未动，“在私人生活方面，叶名琛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而占领当局的对策白纸黑字——“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不如此，傀儡政权立不住。
更有意思的是，给他盖棺的是广州百姓：民谣用最损的调子唱“两大仙误我”，可他棺材运回、换了木棺重殓之后，广州人给他写的挽联又是“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恩，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同一座城，骂他和哭他的，是同一批人，两副笔墨都是真话。
当然，翻案的声音这些年也不小。黄宇和泡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翻出一千九百多份原始公文，写出一部《两广总督叶名琛》，放话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叶名琛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没有丝毫逊色之处”，逐条拆那“六不”：照会件件有答复，谈不上“不和”；守土有责，弃城即斩，谈不上“不走”；修约本受条约期限约束，谈不上无理取闹。
这些考证有它的道理，但“广州屠夫”那笔账翻不过去——容闳的血渠记录在那儿。
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倒是给了另一个角度的差评，可能比“昏聩”二字更扎心：“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打，怕落林则徐流放伊犁的下场；和，怕落琦善、耆英身败名裂的下场；两头都是死路，于是他板起一副傲慢冷淡的面孔，袖手旁观，指望“惟利是图的蛮夷”舍不得生意。
陈旭麓说得最简：“叶名琛则身与心贴连着中世纪，在抵夷的同时守卫了落后。”
最后说说那两首绝命诗。他在镇海楼写过“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自比范仲淹、向戌、苏武，满纸都是他不肯降的委屈；另一首的结尾是“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他死后，铁棺由英国轮船运回广州，从前部下华廷杰不忍，重金请洋人开棺，换了好木料重新收殓下葬。
他到死都信奉的那个剧本——神仙托底，皇上圣明，女王明理，道理必胜——三个主角，一个都没到场。卜语没应验，咸丰批了“览”，女王压根没打算见他。
一个两榜进士、体仁阁大学士、大清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就是用这样的认知地图，替一个帝国把守了十年的南大门。门没守住，可他最后一年的囚徒生涯，偏偏是他一生里信息最灵通、看问题最清楚的一年。
这事儿荒诞到极点，也真实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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