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4日凌晨，上海火车站，周纯麟刚走下列车，肖永银没有寒暄，只压低声音提醒：“老周，出口别走正门。”
这句话看似普通，实际已经说明，上海当时并不是一座可以随意进出的城市。周纯麟被人带上车，车是一辆不起眼的旧吉普。车门刚关上，肖永银便接连下达两项命令：调两个师控制主要通道，占领延安饭店制高点。
命令来得急，分量更重。周纯麟没有追问，只回答：“行。”吉普随即驶入雨夜，车外依旧是上海街头的灯光，车内却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周纯麟并非上海本地干部，也不是专门从事警备工作的将领。他长期在炮兵部队任职，突然被调来上海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197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找他谈话，意思很明确：上海需要一名能够压住阵脚的军队干部。周纯麟听后没有立即答应。他清楚，上海情况复杂，地方与军队之间关系微妙，自己过去主要在炮兵系统工作，贸然换一个环境，风险并不小。
许世友问他：“你不去，准备让谁去？”
周纯麟沉默了片刻。组织任命摆到面前，个人的犹豫便没有了继续扩大的空间。经过几次谈话后，他接受调令，于1970年6月底赴上海任职。
刚到上海时，周纯麟面对的并不只是日常警备任务。那几年，上海政治气氛紧张，军队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提出过其他人选，周纯麟的任命一度被视为“先试试看”。这四个字，分量并不轻，意味着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接受检验。
他没有公开争辩，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整顿、警卫部署和城市防务上。对军人来说，能不能站稳脚跟，最终还是要看关键时刻能否把命令落到地面。
1971年9月，形势进一步收紧。许世友从北京返回后，向有关人员作出部署，要求对相关目标同时采取行动。行动必须迅速，更必须保密。肖永银带着少数人员先行抵沪，没有大张旗鼓调动车辆，也没有让沿途人员过早知情。
周纯麟被安排到火车站接应，正是因为他熟悉上海警备系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调动兵力。两道命令下达后，上警部队迅速封锁要道，相关车辆和人员被安排到指定位置，城市表面仍保持着平静。
最先被控制的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原定地点经过讨论后作了调整，周纯麟认为，锦江饭店的警卫力量由警备区掌握，便于控制局面，也能减少意外。这个判断，体现的不是临场逞强，而是对上海具体警卫关系的熟悉。
锦江饭店内，临时指挥位置设在高层。电话接通后，工作人员以“商量工作”为名通知王维国前来。王维国抵达后，随行武器被收下，他本人被安排单独进入电梯。电梯门关闭，控制行动随即展开。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公开冲突。王维国被迅速带离饭店，随后转移到预定车辆上。对执行人员而言，这种行动最怕拖延，一旦消息外泄，后果很难预料。
另一项任务涉及杭州方面。陈励耘原本在杭州，接到通知后前往上海。途中车辆发生故障，抵达时间比计划推迟，但上海方面没有因此改变部署。当天晚上，他从指定入口进入锦江饭店，随后被控制并带走。
两次行动完成后，上海街面没有出现大规模骚动。普通市民照常乘车、购物，许多商店仍然营业。真正的紧张，被压缩在几座建筑、几部电话和少数指挥人员之间。
任务结束后，周纯麟的身体却出了问题。他患有囊肿，医院多次催促手术，但他一直把工作放在前面。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上海期间，仍专门过问周纯麟的病情。
周恩来对他说：“手术做了没有？”
周纯麟原本想把事情往后拖，周恩来却要求他注意安全，手术过程中遇到困难要及时报告。手术出现出血情况后，周恩来又安排吴阶平赴沪会诊。医生进入病房时，先传达了周恩来的关心。
身体上的伤口能够缝合，工作中的压力却没有因此消失。周纯麟在上海任职期间，与部分地方领导之间存在分歧。他后来逐渐减少参加一些非必要的市委会议，但涉及外事和军队职责的活动，仍然按要求参加。
这段经历使他明白，警备司令员手里有部队，却不能把军队职权无限延伸到地方事务之中；没有明确授权，即使身处关键岗位，也必须谨慎行事。
1973年，邓小平到上海调研时，曾与周纯麟一同活动。有人拍下两人的合影，周纯麟后来把照片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没有改变当时的现实，却记录了他在复杂环境中的态度：服从组织安排，同时守住军队干部应有的职责边界。
1978年秋，周纯麟调回南京军区。离开上海时，警备区干部和战士前来送行。经过八年任职，他没有留下多少场面话，只表示自己在上海工作多年，接受过考验，也完成了应尽的职责。
列车离开站台时，送行人员仍站在原地。对周纯麟而言，上海的八年并非一段轻松经历，尤其是1971年9月那场深夜行动，更成为他军旅生涯中一次极为特殊的警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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