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六百年前，太仓刘家港的江面上，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扬帆远航。七下西洋，船队规模动辄两百余艘，船员两万余人，航迹远抵东非。“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大航海时代，最后的结果却是被焚毁的航海图志和一道禁海令。相比郑和，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事业，对西方工业革命的促进作用，要大得多。郑和之后不到四百年，西方列强的炮舰便沿着当年郑和开辟的航路逆流而上，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段历史，成了中国外交家高志凯口中反复提及的警示：“千万不能像郑和七下西洋后两手空空回来。”。
高志凯的警示，在2026年9月的舆论场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作为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他在与观察者网对话时，将六百年前的航海教训与当下的登月竞赛进行了直接对标。在他看来，当年大明船队拥有技术、拥有实力、拥有先发优势，却因为没有将航行转化为持续的产业利益和制度安排，最终将海洋霸权拱手让给了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如今，月球南极的永久光照区和水冰资源，正如同当年新大陆的黄金与土地，谁先建立持续驻留能力，谁就能在未来的资源分配和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
对于高志凯的观点，我深表认同。未来世界将进入航天时代，谁先登上月球，将成为一个醒目的标志。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一个观点：中国在航天领域最可贵的品质是“稳扎稳打，不受干扰”。英国《卫报》曾以“龟兔赛跑”比喻中美登月竞赛，直言中国这只“乌龟”很可能会把美国这只“兔子”甩在身后。我认为这个比喻颇为精准，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口号虽响亮，却因预算争吵、政治更迭和私人公司延误而一再推迟，从最早宣称的2024年推到2028年；而中国的长征十号、神舟飞船、揽月着陆器一步步按部就班，嫦娥六号已完成月背采样，嫦娥七号直奔南极寻找水冰。这种“不受选举闹剧干扰”的节奏，是中国航天最大的战略优势，超过美国率先实现载人登月是非常有可能的。
在我看来，郑和下西洋为何对于中国的发展没有那么大的推动，原因在于明成祖时期的下西洋，本质上是一场由皇帝个人意志驱动的政治远航，缺乏商业逻辑的支撑，也未能形成制度化的利益回馈机制，最后皇权更迭、朝臣反对，使庞大的远航事业戛然而止。反观同时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探险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商业利润和殖民扩张紧密捆绑，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循环。将这个逻辑映射到当下的月球探索，我们要汲取明朝的教训：中国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开发资源、验证技术，最终要形成什么样的可持续模式？是像当年美国阿波罗计划那样，在冷战政治驱动下完成壮举后便戛然而止，还是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从资源勘探到商业开发的完整链条？
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放话“月球属于美国”，背后是意识到了月球资源的战略价值以及规则制定的紧迫性。近地轨道的卫星位置和频率“先到先得”，月球南极的水冰和氦-3资源同样遵循类似的丛林逻辑。如果中国不能先行建立持续存在，别人就会用自己的规则来定义后来者的权利边界。中国的探月工程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八号，每一个节点都在为最终的目标服务，月壤打砖机、就地取材的3D打印技术、熔岩管居住试验，指向的是“留下来”的能力，而非“去一趟”的仪式。这种系统性布局，与郑和船队抵达异域后只满足于宣示存在、馈赠礼品、带回奇珍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进入航天时代，不能仅仅满足于“到达”，而必须是持续“扎根”。今天的登月竞赛，考验的绝不仅仅是谁先把旗帜插上月面，而是谁能最先建立一套可持续的驻留与开发体系，制定未来的航天时代规则。
2026年的世界，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在政治波折中艰难推进，SpaceX的星舰在反复试飞中迭代。中国的空间站已长期运行，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长征十号的首飞已进入倒计时。月球的南极，永久阴影坑中封存的水冰，正成为这场竞赛中最具想象力的筹码。高志凯说，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再也不能错过航天时代。航天时代的窗口期不会永远敞开，月球的资源就在那里，不管是哪个“先到者”都不会客气。对高志凯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六百年前太仓江面上的遗憾，最好的弥补方式，或许就是在未来的航天时代到来时，不再重蹈郑和七下西洋却“两手空空”的航海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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