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5日，江苏镇江火车站，邱世毅穿着国军军服，提着皮箱走向列车。车票被他攥得发皱，身后两名军统便衣始终没有离开。
真正让他紧张的，不是自己即将被捕，而是箱子里的牙膏筒。筒内藏着一份潜伏人员名单，关系到多名同志的安危。东西已经到了敌人眼皮底下，必须设法毁掉。
列车启动后，邱世毅故意坐了片刻，随后突然起身，朝另一节车厢走去。两节车厢连接处风声猛烈，他拉开车门，将牙膏筒从窗口抛出。动作很快，表情却没有变化。
这个细节，正是地下工作的残酷之处。身份可以伪装，文件却不能落入敌手。一次普通的乘车，往往就是生死关口。
邱世毅1923年出生于扬州，父亲是教师，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孩。少年时期，他在扬州平民中学读书，班主任江上青是中共党员。课堂之外，江上青向学生讲授抗日救亡和革命道理，邱世毅由此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
江上青既是他的国文老师，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邱世毅常常追问党的理论和中国的出路。1939年，新四军在苏北发展力量，他报名参加部队，凭着机敏和勇敢，很快得到信任。
部队里的邱世毅性格随和，还会吹拉弹唱，战友们称他为“扬州小弟”。有意思的是，他后来被调入秘密战线时，组织却先安排了一场“批评”。
政治部和旅部干部当着他的面，连续多日说他作风散漫。江渭清甚至把他叫到办公室，问道：“这些天教育你，想明白了吗？”
邱世毅以为自己真的犯了错误，答道：“工作还有不足，但请组织说明情况。”屋里的人笑了起来。江渭清随即收起笑容：“批评是做给别人看的，组织决定把你调入秘工部门。”
从那以后，他以“叛徒”身份进入汪伪政治训练部直属训练班，随后被派到汪伪第二十五师，担任中尉情报参谋。表面上，他是伪军军官；实际上，任务是搜集敌军部署、人员调动和作战计划。
1943年，汪伪苏北绥靖公署迁到扬州。为了接触更核心的情报，邱世毅设法调入公署，并借助姑父徐公美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徐公美曾在国民党系统任职，对他的选择虽有复杂情绪，却始终给予支持。
邱世毅住进徐公美家中，凭借谨慎周旋逐渐取得信任，后来升为少校、再到中校作战参谋。职位越高，能看到的机密越多，暴露后的危险也越近。
1945年，日伪军在苏中调整兵力，企图把宝应伪军调往兴化周家庄，并配合日军部队封锁根据地。邱世毅从会议中掌握行动时间、地点、兵力和装备，立即通过交通线送出情报。
同年4月28日，三垛河口伏击战打响。由于我军提前掌握敌情，经过三个多小时战斗，歼灭日伪军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邱世毅因此受到嘉奖，但在敌占区，他不能公开接受任何荣誉。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屡屡受挫，开始清查内部。邱世毅担任敌军工作科副科长期间，多次设法替同志遮掩身份。5月15日，他前往镇江接头时，因叛徒田学甫供出姚茂良，最终被敌人盯上。
在狱中，邱世毅见到了姚茂良。姚茂良因刑讯而叛变，又供出了邱世毅。敌人拿出从牙膏筒中获得的文件，逼问名单和联络关系。邱世毅明白，自己若沉默，名单上的同志可能立刻遭到逮捕。
敌人提出条件，让他写一份情报，再由姚茂良带回苏北。邱世毅很快答应，目的却不是配合敌人，而是争取这个已经动摇的人。
他对姚茂良说：“你是受刑后失足，只要把经过向组织讲清楚，就还有机会。”姚茂良哭着问：“我还能回去吗？”邱世毅回答：“能不能回去，要看你接下来怎么做。”
姚茂良离开监狱后，设法进入解放区，向组织报告了邱世毅被捕和名单暴露的情况。地下人员随即转移，敌人的计划落空。恼怒之下，他们把更多酷刑施加在邱世毅身上。
1949年初，他被押往上海警察局。在牢房里，邱世毅和徐植芳组织狱友传递消息，提醒被审讯者不要写“悔过书”，还根据不同法官的作风，帮助大家应对审问。
监狱伙食恶劣，饮水也受到限制。邱世毅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先提出改善伙食、供应饮水、禁止殴打等要求，借此观察敌人的态度。要求被置之不理后，牢房里的不满迅速聚集。
绝食斗争开始时，到了开饭时间，没有人走出牢房。夜里，沉寂的监狱响起《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连部分被关押的国民党人员和资本家也加入其中。监狱当局被迫派人谈判，并答应了提出的条件。
这场斗争结束不久，敌人仍未放过邱世毅。1949年4月，他被秘密杀害。临刑前，他没有供出同志，也没有向敌人低头。半个月后，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旧监狱中的枪声与审讯声，随国民党统治的退却一并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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