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沈醉随特赦战犯和原国民党高级人员到江南参观。拜谒中山陵后，队伍暂时分散。别人或游览，或休息，他却心里装着一件事：去看戴笠的墓。
这个念头，他已经压了很多年。
戴笠死于1946年3月17日。那架从青岛飞往南京的飞机，在南京西郊戴山附近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消息传出后，沈醉受到很大震动。对他而言，戴笠不仅是上司，也是把他从一个年轻联络员提拔为军统要员的人。
沈醉191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抗战初期，他怀着救国的热情前往上海投亲，投奔的姐夫余乐醒当时已在戴笠手下任职。沈醉由此进入军统系统，起初只是做联络和情报工作。
有意思的是，戴笠最初看中的，并不是沈醉的狠劲，而是他的机敏、记性和办事能力。上海法租界情报组负责人出事后，戴笠把这个年轻人推上了组长位置。沈醉没有经验，心里发虚，戴笠却对他说：“这是给你的机会，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这句话听起来强硬，却成了沈醉人生的转折点。
他很快学会了伪装身份、搜集情报和控制下属。后来，戴笠又让他处理军统内部的叛徒胡继业。沈醉此前没有杀过人，接到命令后几夜难眠。戴笠不断向他灌输“除奸”的说法，逼着他跨过了那道心理关口。
从此，沈醉不再只是一个有热情的青年，而成为军统机器中的一名执行者。
1941年至1942年间，沈醉连续升迁，28岁时已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这个升职速度，在军统内部相当罕见。戴笠不仅在公事上提携他，连他的婚姻和交往也要过问。沈醉与编辑白云相恋并有了孩子，但因白云思想倾向问题，两人最终分开。后来沈醉与粟燕萍成婚，家庭生活才算稳定下来。
沈醉对戴笠的依附，不只来自职位，更来自长期形成的私人感情。戴笠出事后，他甚至主动准备冒险进入解放区寻找遗骸。等确认戴笠已经死亡，沈醉又参与料理后事，并为其修建墓地。
但军统的权力从来不是私人情义可以维持的。戴笠一死，沈醉失去最重要的靠山，逐渐受到毛人凤排挤，被派往云南。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瓦解，沈醉的处境也变得异常被动。
他把母亲、妻子和孩子送往香港，自己留在云南。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沈醉参与了相关行动。随后，他被作为战犯关押，先后转押于昆明、重庆，最后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十年改造，改变的不只是身份，也改变了他看待往事的方式。沈醉后来承认，自己过去把服从上司当成忠诚，把执行命令当成责任，却很少追问那些命令究竟给别人带来了什么。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获释。沈醉于1960年11月28日获得第二批特赦，之后被安排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他开始整理旧档案、撰写回忆材料，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为保存近代史资料提供见证。
然而，南京之行最牵动他的，仍是那座旧墓。
沈醉赶到戴笠墓地时，墓碑已经不见，周围也没有昔日的排场。出乎意料的是，墓穴主体并未被破坏。为了防止遗骸遭到侵扰，他当年曾让人用水泥封固棺木和墓穴。如今看见这一幕，他才意识到，自己此前一直担心墓地会被掘毁，实在是把共产党人的处理方式想错了。
他站在墓前，没有替戴笠辩解，也没有为自己开脱，只是想起了半生经历。戴笠曾把他推上高位，也把他带进了军统的深处；那份知遇之恩真实存在，造成的伤害同样真实存在。两件事不能互相抵消。
多年以后，沈醉在香港与妻子粟燕萍及子女重逢。家人希望他留下，他却明确表示要回大陆，并说：“共产党相信我，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这句话并非一时激动。对经历过军统生涯、战犯改造和特赦生活的沈醉来说，回去继续工作，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后的选择。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我这三十年》，其中既有对戴笠的回忆，也有对自己前半生的反省。
那次祭墓，没有鲜花，没有仪式，也没有旁观者。沈醉只是确认，旧日上司的坟墓还在，而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只知服从命令的军统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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