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初，北京，袁世凯病卧在新华宫，屋外是催命般的独立通电，屋内则摆着一桌几乎未动的饭菜。这个曾经掌握北洋重兵、登上总统宝座的人，已经很难独自行走，身体摇晃，步子拖沓，旁人私下形容他“像鸭子一样”。
“一顿饭，抵得上秘书十天的饭量”，这类说法在民国笔记和后来的轶闻中流传很广。它未必是精确的医学记录，却抓住了袁世凯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饮食讲究，进补频繁，饭量惊人，身体却早已被疾病拖垮。
袁世凯并非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帝制。清末掌兵时，他曾推动编练新军，重视近代教育，也参与废除科举后的制度转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凭借北洋军的实力与政治手腕，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权力一旦集中，人的判断往往会发生变化。袁世凯逐渐削弱国会和政党对总统权力的约束，扩张个人权威。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政治冲突迅速升级，袁世凯发动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制，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制度上获得了更大的支配空间。
真正危险的念头，出现在权力已经足够稳固之后。袁世凯开始相信，共和制度带来的是争吵与掣肘，只有皇帝式的权威才能维持秩序。袁克定是他的嫡长子，也最热衷于这场复辟。父亲想做皇帝，儿子自然希望成为未来的继承人。
袁克定曾长期接受新式教育，懂外语，也熟悉西方政治制度。遗憾的是，知识并没有带来清醒判断，反而被用来包装帝制。他甚至让人制作“假《顺天时报》”，把报纸上反对帝制的内容改成拥护袁世凯的文字，再设法送到父亲手中。
袁世凯每天阅读报纸，看到的似乎都是各省劝进、舆论拥戴，误以为称帝已经得到社会认可。袁克定对他说：“天下人都在盼着父亲登基。”袁世凯信了。直到袁静雪偶然发现真实报纸，家中才有人意识到，父亲一直活在被制造出来的舆论里。
这场骗局并不是帝制失败的全部原因，却暴露出袁氏政治集团的封闭。身边的人不敢讲真话，掌权者也只愿意听顺耳的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1916年1月1日，洪宪元年开始。
外部压力同样沉重。为争取日本方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在1915年被迫接受“二十一条”中部分要求，消息传开后，国内反日情绪和反帝制情绪同时高涨。云南率先宣布独立，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帝制只维持了八十三天，便在全国反对声中瓦解。
政治上的崩溃，很快传到了袁世凯的身体上。他原本就有肾脏疾病，晚年出现浮肿、乏力、行动困难等症状。民间把他的病归咎于纵欲和饮食过量，甚至说他常吃鹿茸、人参、肥鸭、红烧肉。具体食谱难以全部核实，但他嗜食厚味、依赖进补，并非毫无依据。
更麻烦的是，他的生活习惯与病情相互冲撞。早年军政事务繁忙，尚能以简便饭食充饥；掌权后却常在一日之内多次进餐，肉食、滋补品和点心轮番上桌。对一个患有严重肾病的人来说，过度摄入并不能“补回元气”，反而会增加身体负担。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并不是在帝位上病逝的。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局面已经无法收拾。曾经拥护他的部下纷纷改变态度，四川的陈宧于5月22日宣布独立，湖南的汤芗铭也在5月29日宣布独立。一个是旧部，一个是曾经的支持者，接连倒戈，对袁世凯打击极大。
据记载，湖南独立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病情明显恶化。所谓“一夜白头”的说法带有传闻色彩，但他在政治压力和身体疾病双重作用下迅速衰弱，却是事实。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终年五十六周岁。
他死后，民间流传一副讥讽性的说法：“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中“六君子”影射护国阵营的几位重要人物，“二陈汤”则借指陈宧和汤芗铭。药名变成政治笑谈，正说明袁世凯晚年已经失去为自己辩解的空间。
袁世凯一生并非只有称帝这一件事。他在新军建设、近代教育和铁路事务上确实留下过影响，但京张铁路的主持修建者是詹天佑，不能把这项成就归到袁世凯个人名下。袁世凯支持过相关建设，却不是铁路的设计和施工者。
一个人可以在制度改革上做出贡献，也可以在权力诱惑面前彻底改变方向。袁世凯生命中的那张病榻、那桌饭菜，以及被篡改的报纸，恰好拼出了他晚年的困局：身体已无力支撑，政治上无人再信，身边还只剩下愿意报喜、不肯报忧的人。 июн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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