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台北，张学良结束了长期受限制的生活。面对突然增多的采访和拜访，这位曾经左右东北局势的老人，没有大谈自己的功过，反而被问到一个看似寻常的问题：一生中最佩服谁？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张学良见过军阀、政客、将领，也亲历过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他的判断，既带有父子之间的感情，也包含一个亲历者对政治人物能力和胸襟的衡量。
在相关口述和访谈中，张学良提到的三个人，分别是父亲张作霖、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中，父亲是他“佩服”的人，毛泽东令他改变了认识，而周恩来则被他视为最值得敬重的政治人物。
张作霖出身贫寒，早年做过兽医，后来进入军界，在辽东复杂的局势中一步步站稳脚跟。他并非凭借家世起家，而是靠胆识、手腕和长期经营，最终成为奉系首领。
外界对张作霖评价不一。有人称他是乱世枭雄，也有人认为他身上带有浓厚的旧式江湖气。可在张学良心里，父亲最突出的地方，不只是能打仗，更在于善于看清局势，知道什么时候强硬，什么时候周旋。
张学良曾评价父亲，认为张作霖很懂外交，也很会利用各方矛盾为自己争取空间。那时的东北，地方势力、日本势力和北洋各派彼此牵制，稍有判断失误，便可能满盘皆输。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谈起父亲的本领时，常常不是从宏大功业说起，而是讲骑马和射击。他说张作霖骑术极好，能让马保持小步快走；打靶时也不喜欢反复瞄准，抬手便能击中远处的金属靶。
这些细节，未必足以替张作霖洗去历史上的复杂一面，却能说明张学良为何佩服他。一个没有显赫出身的人，在枪林弹雨中建立队伍，靠的绝不是运气。父亲的强悍、机敏和用人之道，早已成为张学良心中的标尺。
第二个人，是毛泽东。
张学良与毛泽东没有真正见过面，这一点他在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但没有见面，并不等于没有交集。1935年，东北军奉命进入陕甘地区作战，装备和兵力都占优势，却在与红军的交锋中屡遭挫败。
接连出现的结果，让张学良开始重新思考“剿共”这条路。过去他更多是从军事力量判断对手，后来才逐渐意识到，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困难条件下坚持，背后有一套组织方式和政治主张。
1936年1月，毛泽东以红军名义向东北军发布公开信，劝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信中没有只做口号式劝说，而是分析蒋介石借东北军消耗红军的做法，指出东北军真正的出路在抗日。
这类判断击中了张学良的现实困境。东北军将士家在关外，却被派来同红军作战，部队士气和内部情绪都在变化。张学良后来逐渐接受了联合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发生，也与这种转变密切相关。
据相关回忆，张学良曾感叹：“救国，还是要走共产党的路。”这句话未必代表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完全认同毛泽东，但至少说明，他已经不再把共产党仅仅看作军事对手，而是看作能够改变中国局面的力量。
至于周恩来，张学良的评价更直接。他说自己最佩服周恩来，认为对方反应快，看问题深，往往几句话就能抓住事情的核心。两人第一次会面，是1936年4月9日在延安。
那次会面地点在清凉山一带。张学良抵达后，很快认出了留着胡须的周恩来，笑着说：“你一定是周先生吧，久仰了。”周恩来则以幽默回应，初次见面的拘谨很快被化开。
两人的交谈并没有停留在客套上。东北军的处境、抗日问题、蒋介石的意图，都成为谈话内容。周恩来既能从全局分析，也能照顾张学良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处境，这种分寸感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曾劝张学良不要亲自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周恩来清楚，张学良一旦失去军队和地盘，便很难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还以邓演达的遭遇提醒他。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听从劝告。
张学良后来被长期软禁，周恩来始终关注他的处境。关于周恩来数次因张学良落泪的回忆，主要见于相关人员的口述材料，细节虽有差异，但其中的牵挂并非凭空而来。
父亲代表着从底层闯出的能力，毛泽东代表着在困境中建立新局面的智慧，周恩来则让张学良感受到政治家的胸襟与分寸。三个人性格不同、道路不同，却共同构成了这位旧时代军人的判断尺度。ા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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