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老刑警们在研讨室里讨论案情。受访者供图
每个月都有新警察、实习生、外地的民警来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公安局参观，他们对这间办公室里坐着的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刑警感到好奇。
57岁的陈跃通领着他们，从一面墙的左边讲起。那里挂着10个经典案例：他曾用银行ATM机上半秒钟的视频，找到一起凶杀案的嫌疑人；还有一个凶手作案后失禁，他推测凶手从事的职业痔疮多发，在现场的垃圾桶里翻出一张带血的厕纸，只花32小时就锁定嫌疑人。
这个曾经掌握着全县最新刑事技术的人，把更多的讲解时间留给了墙的右边。那里挂着3个教训案件，其中两个是他去现场勘查的。
经典与遗憾，被挂在同一面墙上。墙的中间，是8起还没侦破的命案，最久远的一起，发生在27年前。照片旁边写着一句话：“老刑警的牵挂，新刑警怎么办？”
2024年6月，宁海县公安局成立“老刑警工作室”，没有编制，没有报酬，7位从事刑事侦查工作超过30年的退休老刑警，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了公安局。
工作室的楼下是物证管理中心，保存着15万件物证，由两台机器人负责取送。最早的物证来自1991年一起已侦破的刑事案件，保留着死者的血样DNA和一把尖刀。陈跃通站在实验室门前说，“现在的新技术，我都不会了。”
把走过的弯路挂在墙上
陈跃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后来人听。
2005年，一起强奸杀人案，凶手用砖头砸死者的头，手受了伤。陈跃通勘察现场，把“凶手手上有伤”告诉侦查员，又补了一句：按行凶的行动轨迹分析，大概率伤的是右手。
侦查员排查时摸到了凶手，可他们只看了右手，凶手伤的是左手，人被筛了出去。陈跃通说，一个两三天能破的案子，拖了8年才破获。“要是我当时说得模糊一点，只说手受伤了，”陈跃通现在仍十分愧疚，“是不是案件就能更早破掉，凶手能更早落网？”
最初要成立“老刑警工作室”时，陈跃通心里直打鼓。宁海县公安局的领导说，“老刑警是一座富矿”。可这座矿怎么挖，没有先例，陈跃通心里没底。
不理解的声音也不少：刑事案件在降，命案在降，犯罪形态天天在变；过去抓人，一个人就去了，现在要戴执法记录仪，办案程序越来越细；网络犯罪已占到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群退下来的老刑警，还能干什么？
宁海县公安局副局长骆昌定是刑警出身。他的想法很简单：让老刑警和年轻民警多交流，把记忆和工作笔记留下。20多年前的积案，有些资料不全，有个交流平台，或许能让新老民警擦出火花。
骆昌定说，要把破得漂亮的案子挂出来，侦查有失误的案子也挂出来，“要允许有瑕疵，才有警示作用”。
还有一个教训案例，像一块石头，压在陈跃通心里25年。1998年，宁海一所中学校门口的小卖店，店主被杀。陈跃通负责勘察现场。“勘察现场要蹲着看、趴着看，”他说，“像放电影一样，把凶手的行动轨迹在脑子里过一遍。”
除了一枚指纹，现场再没留下什么证据。侦查员在附近的旅馆住了半年，把每一届毕业生、附近的外地民工，几千人，走访了一遍，始终没有找到凶手。
陈跃通把这枚指纹放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每隔一个月，他放到大数据系统里比对一次。
2023年，这枚指纹终于比中。凶手是那所中学的毕业生，当年就被划进了排查范围，但村干部帮助侦查员排查时，觉得那只是个孩子，身高不够，自作主张把他筛了出去。
死者的儿子来送锦旗，和陈跃通年纪相仿，头发全白了，见到老刑警，扑通跪下来。死者的儿子说，父亲被杀后一年，母亲也抑郁自杀了。一个案子，两条命。
陈跃通把这个案子当成教训，讲给后来人听。他提醒年轻民警，排查时，不要忽略一个高中生，个头蹿得有多快。
那是压在陈跃通心里最后一块“石头”。破案当天的晚饭上，这位不善言辞的技术员说了一句难得的“大话”：“我现场主勘的命案，都破了！”
报考警校前，陈跃通对警察这个工作一无所知，只想着考学跳出农门，拿到城镇户口。穿上警服那天，他和几个同学跑去照相馆拍照，觉得给家人争了光。前辈带着他勘察现场，教他指纹技术。用马蹄镜学画一枚指纹，他要画三四个小时，近着看，远着看，眯着看，不断变换视角。
他干活细。一起冬天的抢劫案，他在床单上找到半枚血鞋印，看不清鞋码，就跑遍全县的鞋店，在一个小地摊上找到了同款。摊主说，这种鞋只卖出5双，都是年轻人买的。鞋印上有个制鞋时留下的微小气泡，他用这个气泡找到了案犯。
案子越难破，陈跃通越往里钻，连睡觉前都在想案子，他还学化学、物理和自然知识，细致到火灾现场不同物件的燃点。
2008年，宁海县一年发生18起命案。他连轴转，半年没睡过一个好觉。那年，他确诊肝癌晚期。他去上海做肝移植，手术费40万元，公安局发动全局捐款。陈跃通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宁海公安局给的。”
如今，陈跃通拿到的奖状证书摞起来能有一米高。辅警许倩茜发现，陈跃通爱钻研，修车，修办公室的智能门锁。一台电脑跟了他十几年，公安局要给他换新的，陈跃通说快退休了，省一点，自己拆开修。
他自称要当老刑警工作室的“门卫”。“不是只有自己没破的案子才在意，”陈跃通说，“所有未破的案子我都在意。”
7月29日，娄小平指导新民警。受访者供图
团队的狩猎
老刑警工作室成立半年后，一起积案有了突破口。
1999年，一辆长途大巴驶进宁海县桑洲岭隧道时，后排一对夫妻的争吵声越来越大，丈夫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妻子扎了5刀。大巴顿时乱了，司机报警，丈夫趁车没停稳，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从此与家人、家乡、亲友断了联系。妻子经抢救，活了下来。
娄小平一直惦记着这个案子。他是负责重案的侦查员，常年天南海北地追凶，熟悉老式作案手法和传统摸排技巧。每一年，他都去这位丈夫的亲人家中走访。有一年，他发现屋里多了一封台湾来的信。他想，人莫非逃去了台湾？排查之后，不是。
这位消失的丈夫的照片和身份信息留在系统里。娄小平也老了，患上了糖尿病。他明显感到，过去20年，重案在变少，“不那么忙是好事，说明治安变好了。”
数据印证他的感受。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工作报告，1999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下降4.8%；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45.4%降至21.3%。
这个趋势延续至今。公安部通报，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8%，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现行命案破案率99.9%，为历史新高。
2024年11月，一次常态化走访中，有群众闲聊时提起：那位消失的丈夫可能在长白山一带。退二线后，娄小平已经两年没追凶，“哪里有一点破案的希望，我就要去追。”
他带着当年的老照片，和年轻民警出发了。一行5人，围着长白山，一个县一个县地筛查、比对、走访。
长白山的冬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娄小平临时买了棉裤。他的腿有伤，2019年办一起黑社会案件、抓捕嫌疑人时断了一根骨头，手术固定过，“不能大力跳跃，走路平衡也受影响。”
20多天过去，还是没有结果。娄小平回忆，那种可能有希望、也可能没希望的不确定感，最熬人。他打电话给陈跃通，那头说：继续排查，别灰心。
前方侦查追凶，后方技术研判。刑侦大队办案从来都是团队作战。1998年一起抢劫出租车、杀死司机的案子，陈跃通在现场车窗外提取到一枚指纹。但出租车每天载客，这枚指纹是乘客的，还是凶手的？刑侦大队内部争论了许多年。
案发一年后，凶手在其他地区犯案，指纹捺印入库，却始终和这起案件的现场指纹对不上：录入指纹时，指纹的纹型归类选错了。直到2014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命案指纹比对，才命中。
这个教训，也被挂在工作室的墙上。陈跃通说，“不能迷信大数据，录入指纹也可能出错。”
比中了，也不能马上抓。被杀的出租车司机身高一米八，能制服他的人，体格显然魁梧；杀人之后把车开到偏僻处抛尸，案犯里还得有人会开车。娄小平分析，不是一个人作案。同案犯是谁、有几个，都不知道，贸然抓捕，就会惊动其他人。
娄小平秘密侦查了5年，2019年才决定收网。先抓到的是一个船夫，顺着他找到船老大问话，一审才知道，船老大也是同案犯。
在长白山追凶的时候，娄小平也给年轻人讲这些老案子。同行的年轻民警杨海盟听得入神，他也嘀咕过：万一当初推测错了呢？可最后的抓捕结果，全对。
这种大胆推测、小心验证的本事，被娄小平概括为“直觉”。2003年一起奸杀案，附近工地有67个民工，案发时正是午休。那时DNA技术金贵，不能轻易用。排查时，一个60多岁的老头一进门就喊：“这么晚还叫我过来？”村干部解释，这人爱喝酒，喝了就乱讲话。
娄小平却上了心。他让老头带他上山走一圈，还原案发当天中午的行踪。老头带着他绕了好大一圈，偏偏绕开了案发地。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心里已经有了主意。67个人，他只抽了这一个人的血，就对上了。“侦查员的直觉，是练出来的。”
在杨海盟眼里，年轻民警的武器是视频监控和网络追踪，讲究明确的证据指向；老刑警从人际关系去推理。娄小平总结逃犯的心理特点：潜逃多年的男逃犯，总要找个女人，过稳定的家庭生活。那位躲在长白山的消失的丈夫可能也是如此。
快到年末，一个与老照片相似度较高的人浮了出来。娄小平调出他的档案信息——很可疑。
7月24日，郑建国看档案材料。受访者供图
黄金时代
这个可疑的人住在吉林抚松县一个村子里。娄小平踩着积雪徒步进村，在村里走访。一位村民告诉他，村里有个“刮大白”的男人，南方口音，跟着本村女子从河南来，在这里生活多年，从不回老家。
这与老刑警工作室此前对这个案犯的分析一致：常年住在深山村落，极少外出，刻意低调避世。
工作室成立后，这群老刑警围绕着积案开“命案沙龙”，当年负责侦查的、技术的、法医的都来，从不同的角度看案子，自由地讨论。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也请进来，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多人。侦查方向分歧大的时候，他们能吵起来，拍桌子。
桌上堆着泛黄的工作笔记，是当年的办案人从自家阁楼里、箱子深处翻出来的，最后都扫描存成电子档。一位老刑警送来笔记，最好奇的问题是：“你们现在怎么破案？”年轻民警介绍声纹技术，老人听得吃惊：“讲话的声音也能破案？”
老人们的视力不佳，辅警许倩茜把照片和资料投屏到电视上，放大了，一张张看。
有一次，他们请来一位即将退休的派出所民警。那是他从警几十年第一次遇到命案现场，他还记得死者胃里笋的形状——有的地区整段烹饪，有的切断再煮，烹饪习惯不同。这个细节作为旁证，让刑侦大队明确了死者生前所在的区域。
他们还去探访更老的刑警。一位90多岁的老刑警拎着3包老照片来，扫描存档。老人讲20世纪50年代的破案法：供销社的香烟被偷，他怀疑一个人，没有证据，就递了根烟过去。对方回了一根，正是被偷的那个牌子，后来刑警一问，对方就招了，交代了偷香烟的过程。
这位老刑警给工作室写了一幅横幅，“忠诚警魂”，还坐着公交车来看它挂上墙。没过多久，老人去世了。
长白山那头，娄小平已经确认了案犯的身份。这个消失的丈夫当年仓皇逃离后，辗转多地到河南打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跟着她到长白山深处的村子，组建新的家庭，又生了孩子，伪装成最普通的油漆工。他甚至在长白山去医院看过病，用的是女方兄弟的名字。
收网的时候到了。他家里有个未成年的孩子，民警们决定，不入户当孩子的面抓捕。民警们在风雪里蹲守，等到案犯出门，路过镇上的蹲守点，才上前合围。娄小平迎上去，用宁海话问他的身份。乡音一开口，对方就明白了。2024年12月30日，潜逃25年的案犯在吉林抚松落网。
年轻的杨海盟回忆，老刑警更懂得罪犯的心理，娄小平那一句宁海话，是给罪犯心理的最后一击：好不容易逃到了长白山，却听到一声宁海话，这让案犯几乎没怎么抵赖，就全认了。
杨海盟跟着老刑警，学习审讯的门道：不要和嫌疑人针锋相对，摆成对立面；要给对方一个“道德的下坡”，让对方愿意说出自己犯错是“事出有因”。
陈雪芳是老刑警工作室唯一的女性，她说，和嫌疑人打交道要“刚柔并济”。20世纪90年代，一个刑满释放的累犯到案，她追问每个细节，对方却有隐瞒。最胶着时，对方提了个小要求，想让家里人送几件衣服。陈雪芳答应了，家属来公安局送衣服，陈雪芳到门口去接。
嫌疑人信任她，开了口，“你对我这么好，我把我干过的所有坏事都告诉你”，交代出隐瞒的两起强奸案。
尊重藏在更细的地方。过去没有电话，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靠邮寄，信封上印着公安局的字样，一般都寄到村委会。陈雪芳发现，强奸案的嫌疑人一般不愿意让邻居、亲戚、村里人知道案情，她告诉对方，会把通知书直接邮寄给家属本人。有的嫌疑人听了，眼泪都掉下来，陈雪芳说，“给他们留一块遮羞布，这对他们是大事。”
这套“要把犯人当人”的审讯技巧如今在侦查中变得少见。陈雪芳说，以前的案犯文化程度低，现在的案犯年轻、有法律知识，“诈骗犯的嘴最难供”。制度也在变。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办案模式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光靠口供定案的时代结束了。
网络上有种说法：刑警曾是警队的精英、尖刀，刑事案件变少后，成了“没落的贵族”。陈雪芳不这么看：“它是有年份的老酒。即便大家现在不怎么用，也不代表它没有价值。”
翻看旧案，杨海盟也能感觉到时代的变迁。他举例，早年偷车牌的案件多，如今几乎没有，因为补办牌照的手续简化了，车主轻松就能换一块新车牌。
陈雪芳把刑侦大队比作“第二个家”，是在许多危险现场历练出来的手足情。许多老刑警愿意退休后回归，也是冲着以前刑侦大队团结的氛围。
陈跃通说，20世纪90年代，刑警们加班后，一起吃个夜宵，就睡在办公室的地铺上，“看起来邋邋遢遢的一群家伙”，一听到传呼机响了，全都往现场跑。
2024年12月30日那天，成功抓捕的消息从长白山传回宁海。这群“没落的贵族”再次被看见。陈跃通在墙上这起案件旁，贴上“已破”的标签。
8月28日，陈跃通在办公室整理指纹照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
“福尔摩斯”回来了
好消息给老刑警工作室鼓了劲。王志军和陈跃通商量：要不要再接再厉，把1998年那起杀人案也破了？
案子发生在1998年，年关将至的夜里。村里两位妇女因琐事争吵，双方丈夫和兄弟都卷了进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村干部劝不住。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喝了酒，看见哥嫂与人争吵，掏出随身携带的、杀狗用的刀，冲上前刺向对方的小叔，然后趁乱逃离。伤者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民警翻遍所有档案，只有户口簿上的一张旧照。这张照片的复印件和通缉公告曾贴满宁海县的大街小巷。案卷里，当年侦办的刑警们曾推演嫌疑人的逃跑路线、藏身轨迹，但没有结果。
27年后，这张到了王志军手里的照片，是从户口簿上撕下来的旧照的复印件，泛黄，斑驳，有折痕，缺了角，边缘留着手撕的痕迹。它在大数据系统里比对了无数次，一次也没中过。
王志军是工作室里话最少的“闷葫芦”。他原先是国营企业的无线电技术工人，在工厂看侦探小说，对福尔摩斯入了迷，于是考进公安局，进了刑侦队。他把破案形容为“解难题”，擅长痕迹检验，是陈跃通的师傅，也接触过刑事照相，记录现场的总体情况、外围、方位，指纹、脚印等，用相机拍摄指纹最难，要一遍遍调光线。
他对破案到了痴迷的程度，几乎没有娱乐和交往，在刑警队的几十年里，他每天看刑警学院和政法大学的教材、公安刊物，做了大量笔记。2000年左右，公安局分配电脑，他一整晚没回家，通宵研究。
后来，他因工作优秀被提拔到其他单位当领导。郑建国至今惋惜：“王志军这种人是不能调离公安的，他是一面旗帜。”培养一个好的技术员，要花很多年。
现在，王志军退休了，又回到他最热爱的刑侦大队。这次，他坐回了电脑前，准备修图，把嫌疑人的照片修得更清晰，再去比对。他拒绝用AI。“AI会把单眼皮修成双眼皮，把皮肤修得光滑，修成另一个人——即便比对中了，也是不准确的。”
照片里，案犯双眉之间有个痕迹。是年久留下的污渍，还是这人脸上的特征？王志军犹豫再三，把这个斑点留下了。
他花了大半天修完，请刑侦大队的年轻民警放进大数据系统比对——中了。那个斑点，正是凶手最明显的脸部特征。刑侦大队派人连夜出发，2025年1月9日，山东台儿庄，潜逃27年的案犯落网。
后来，老刑警们才知道，当年冲动的小伙子逃亡后辗转至鲁苏交界的家具厂，凭着木工手艺隐姓埋名，务工时认识了一个带着一儿一女的外地女子，跟随她到江苏一个镇上定居，并花5000元非法顶替当地一位迁离村民的身份，用新身份娶妻、安家、生活。后来，当地派出所一次例行的户籍核查，吓得他以为命案败露，连夜举家出逃，躲到山东台儿庄，在家具厂里继续干木工。
王志军说，年轻民警不了解积案发生时的社会情况，比如车辆、通信、社会民情，且培训多，新案子一个接一个；而老刑警退休了，精力集中，可以花几个月盯住一个积案，没有人催他们限期破案。
他经历过宁海县的刑事案件从每年两三百起涨到上万起的年代：贫富差距、外地人口增多、城市治理失序。王志军说，最好的解法是消除社会矛盾，但他作为警察，在当时，能做的只有打击犯罪。
他转行进刑侦大队，一开始是为了兴趣，后来，他在破案中得到成就感，再后来，他遇到很多让他触动的被害者与施害者。有一起让他至今难受的案子：20世纪90年代，一对到处务工的外地夫妻，到了宁海后，没找到工作，生活窘迫，在小吃店吃了顿晚饭，就起了抢劫的心。
小吃店的店主是一对下岗夫妻，丈夫打工，妻子在工地旁的工棚里开小吃店，儿子上小学。看到抢劫之后，儿子大声叫喊，被刺死了，妻子被菜刀砍伤，经抢救后活了下来。
一起案件，两个悲惨的家庭。王志军说：“犯罪分子本来只是来打工的，不是想犯罪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走到极端后发生的。”
老刑警工作室在9天内连续协助破获两起积案，这个消息足够令人振奋。同行都知道，积案是硬骨头，证据少，破案条件不足。食堂里围过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热烈地询问老刑警侦破的经过。交警大队找上门，送来一起20年前未破的交通肇事案，问能不能帮忙找找新思路。
年轻民警把正在侦办的案子送来请教。村里一位老太太丢了金饰，附近的村道是监控盲区，技术手段使不上劲。老刑警们结合农村的习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给嫌疑人画像：熟人作案，不是男性，年纪不小，就住附近。年轻民警按图索骥，在附近的当铺布控，最后抓到的，是住在附近的亲戚，和画像几乎重合。
一位年轻民警很服气：“科技可能过时，但刑侦工作方法不过时。”
破获积案的案卷里，没有王志军的名字。他不是在职民警。他说：“没关系，只要破了就好了。”
陈跃通把工作以来所有的工作笔记都搬来老刑警工作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
给未来的人
2025年，宁海县公安局派出三四十名民警，为一起多年未破的积案去外地，做全景式的排查。他们被分成十几个组，连派出所的户籍、内勤都叫上了。老刑警们听说后，自费跟着去。
74岁的孔明通自己掏车油钱来的。年轻民警负责问，他在旁协助，一天跑下来，不喊累。他说：“排查，谈话，做群众工作，这是老刑警的长项。”
1982年，孔明通当刑侦大队大队长时，还是个头发浓密的消瘦小伙。那时候没有手铐，他追一个“三进宫”的盗窃犯，一直追到水库边，两手抱住对方，请围观的村民帮忙摁倒，一位村民把捆萝卜的绳子解下来借给他，当手铐用。那个年代，流动人口少，案子大多有因果关系，刑警的办法，就是和人打交道。如今，他的武器还是这个。
这起案子，是娄小平心里的一块“石头”。20世纪90年代末，案发现场受条件所限，死者的身份始终没能确认，排查方向几经反复，关键的人证、物证随着时间一点点灭失。案子悬到了今天。
每当刑事技术往前进一步，公安局里就把这个案子的物证重新检验一次。副局长骆昌定两次顶着压力拍板重启这起积案：“自己经手过的案子，有能力能破的，都要破了。”
排查现场，询问一位只会说方言的老人时，陈雪芳当起了翻译。她握着老人的手，扶老人坐下，拍一拍肩，老人更愿意表达了。这也是她退休后愿意回来的原因之一：“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郑建国在旁听时，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证词很关键，特意嘱咐年轻民警：带证人去派出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一条一条问清楚。“即便我们现在破不了，未来的人，还是要根据这个资料破的。”
压在他心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过了40年他仍记得。1986年，一家乡镇工厂的保险箱被盗3万元，在当年是重大数额。他自带粮票，在镇上住了一年，在村民家搭伙，每天排查、走访，案子始终没破。按当时的法律，3万元够判死刑；如今，早已过了追诉期，对盗窃罪的处罚也轻了。提起这个案子，他还念叨：“破不了，很气！”
这股气，如今全用在墙上剩下6起未破的案子上。排查结束后，娄小平搬来几箱家谱，老刑警们扎进故纸堆里一页一页翻。陈跃通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副老花镜，这副看不清了，换另一副试试。一位年轻民警花了几个月，把家谱梳理成一张思维导图，一路向前追溯到了明朝。老刑警们开了眼，把这张思维导图贴在办公室的白板上。
刑侦队伍一代代换血。孔明通是部队转业当的刑警，白纸一张从头学；陈跃通这批60后，大多是警校生；如今，学生物、医学、计算机的年轻人，进了刑侦队。陈雪芳年轻时就听刑侦大队的前辈们讲上一代没破的案子，“积案是遗憾的传承。”
还有老同事打来电话催：“能不能先把我没办成的那个积案破了？”
王志军经历的破案率是条曲线：最早在村里、工厂开动员会问线索，案子少，一个案子查很久，破案率高；改革开放后流窜作案多了，破案率掉了下去；再后来有了法医、痕迹检验，又升上来。
案子破了，他们高兴。可问起最大的心愿，陈雪芳说：“案子越少越好，天下太平最好。”
来源：中国青年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