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山东大赵村，冀鲁边区军政干部正在开会。雨下得不大，屋檐却连成一片水帘。黄骅刚处理完几份文件，准备部署部队行动，门外忽然有人传话：“司令部有紧急命令，请黄主任出来。”
这句话没有引起太多警觉。来人冯冠奎，是邢仁甫手下的重要干部，平日里也算熟面孔。谁也没有想到，他进屋后拔出手枪，连续开枪。黄骅和多名干部当场遇害，会议室很快陷入混乱。
枪声过后，冯冠奎带人冲出村子，提前安排好的接应人员已经等在路上。青纱帐和夜色遮住了踪迹，搜捕一度没有结果。案情报到上级后，调查重点很快落在一个人身上：原冀鲁边区部队主要负责人邢仁甫。
邢仁甫出生于河北盐山，早年受过学校教育，后来进入国民党军队任职。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在冀鲁边地区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斗争。那几年，他确实带队打过仗，也曾攻克据点、打开粮仓，凭借这些经历聚集了一批部属。
他的军事能力并非完全虚浮。抗战初期，冀鲁边区条件极端艰苦，部队缺枪少粮，地方武装成分复杂，能够拉起队伍、维持作战，本身就需要胆量和手段。邢仁甫在这一阶段表现活跃，因此获得了较高职务，逐渐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
问题出在权力意识不断膨胀之后。
根据相关材料，邢仁甫在部队建设和根据地管理中逐渐表现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他在海岛一带经营所谓“后方基地”，生活条件远超普通干部和战士。部队转移、作战频繁，他却越来越看重个人地盘和亲信关系。
有人提醒他应当服从整体部署，他却说：“这里是我打下来的，凭什么说交就交？”这句近似赌气的话，暴露出他已经把组织任命，当成了个人权力的私产。
1942年，日军对冀鲁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承受巨大压力。部队需要统一指挥、迅速转移，邢仁甫却对上级安排消极应付。随着新的军区领导人选逐步确定，他意识到自己的职务可能被调整，于是开始抗拒交权，并把周围不同意见者视为威胁。
黄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风口上的。
黄骅原名黄德荣，长期从事敌后武装斗争，作战果断，办事严谨。1943年，组织决定加强冀鲁边区的统一领导，黄骅被任命为新的军区负责人。按照组织纪律，原有负责人应当完成交接，保证部队和根据地工作平稳过渡。
邢仁甫不愿接受。
他没有公开宣布脱离组织，却暗中指使亲信制造事端。冯冠奎原本就是他一手提拔的干部，许多行动都听从邢仁甫安排。黄骅遇害后，冀鲁边区立即加强戒备，调查人员从枪手的行动路线、接头方式和撤离安排入手，很快发现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策划的暗杀。
邢仁甫见事情败露，迅速逃离根据地，转往天津，随后投靠国民党方面。对方并未真正信任他，只是把他当作熟悉冀鲁边区情况的情报人员。此后，他又同日伪势力勾连，向敌方提供根据地的交通、兵工和补给情况。
一个曾经带队抗日的军人，转身成了敌人手里的“向导”。这种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完成，而是从拒绝组织约束、迷信个人势力开始，一步步滑向了背叛。
日本投降后，邢仁甫又试图改换旗号，借助国民党军队为自己寻找出路。他对外声称自己仍有抗战功劳，企图用过去的经历抵消后来犯下的罪行。然而，黄骅等人遇害的案卷、他与敌方往来的材料，以及参与破坏根据地的事实，已经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证据。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后，邢仁甫在天津被捕。被押解时，他曾低声说：“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当初就不该开枪。”押解人员没有回答。枪响的那一刻，黄骅和其他遇害干部已经无法再开口，许多村庄遭受的损失，也不可能靠一句后悔挽回。
案件审理持续了较长时间。调查人员核实了他指使冯冠奎刺杀黄骅、向敌方提供根据地情报、参与破坏抗日力量等事实。面对证据，邢仁甫一度辩称自己是在“保存实力”，还试图把叛变说成权宜之计。可是，留下姓名、手迹和行动记录的材料，逐项击穿了这些说辞。
1950年9月7日，邢仁甫在盐山县被依法处决。与他曾经拥有的职务相比，这个结局并不突然。职务可以由组织授予，信任也可以因功劳建立，但一旦把部队当作私人势力，把组织决定当成个人进退的筹码，所谓功绩便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护身符。
冀鲁边区的档案中，黄骅牺牲的日期、遇害干部的姓名，以及邢仁甫叛变后的行动，都被一一记录下来。前者留下的是抗战年代的牺牲，后者留下的则是一桩因拒不交权而酿成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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