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关品方
香港学生学习语文为什么总有不如？为什么普通话总是说得不好？关键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一言以蔽之，语文要文化、历史、哲学一同学习；全世界的语言学习其实大抵都这样做。语文学习亦无例外，尤应如此。
汉语的文字不只是识字、造句、写作的工具。古文、诗词、诸子文章，文字背后是历史背景、文化习俗和哲学思想，塑造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脱离历史，就读不懂作者处境；脱离文化，就看不懂典故礼仪；脱离哲学，就体会不到文本的价值思辨。只学文法结构和字句技巧，只能读懂字面，无法领会文本深层精神，这是语文学习要文史哲合一的根本原因。笔者近日和好朋友罗校长和彭道长欢聚，谈到这个话题，有极深刻的关键体会。
内地中小学汉语教科书主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统编的语文教材。统编教材的核心理论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语言能力训练与文化、历史、哲学三维思想熏陶多线并行，选出的范文把文学造诣、历史典故和诸子哲思都融入课文，不是把语言训练和人文教养拆开来教学，而是做到以文载道、以文化人。
笔者最印象深刻的是2019年一些学生集体表达诉求，在老师的领导下重复高喊粗言秽语，似乎再无其他表达情绪的方式，令人痛心疾首。香港特区的中文学习显得支离破碎，究竟硬核原因在哪里？笔者和教育家罗校长及慕道家彭道长一席谈话后，认为有以下四点。
1.课程设计方面，《听说读写》技能优先，文史哲是附属模块，不被重视。香港中文科课程框架把《听说读写》四大语言技能作为主线，中华文化、历史、哲思属于独立的“文化情意”范畴，只是附加学习，不是贯穿到课文里的内在骨架和肌理。课文可以单独讲字词、修辞、阅读理解，不懂得串联时代背景与思想源流，导致知识碎片化。
2.教材多元化，没有统一完整文史哲脉络。香港没有统一课本，以“出版自由”的名义，多家出版社并行出版教科书；以“校本管理”为理由，各校拥有课本取舍空间。同一经典，不同教材节选片段不一样；文化、历史、哲学脉络难以连贯，学生接触的是一篇篇孤立的选文，难以建立完整的中华文明时序发展认知。师资水平是另一个大问题。笔者日后如有机会，另文讨论。
3.考试导向重视文本技巧，轻视贯通理解。DSE中文考试重点是字句翻译、修辞赏析、阅读理解、应用文写作；考试更多考察单篇文本解读，较少考察跨篇脉络对比。教学容易跟着考试走，于是学生偏重语言技术训练，文史哲贯通教学被弱化，反过来影响语文的深度表达。
4.语言环境的割裂是严重缺失。课堂中文教学、日常以粤语为主；历史文化的讲授常常和现实语境脱节。长期以来，通识科与中文科分立，文史哲内容分散不被重视，中文科不承担以普通话系统讲授中国文史哲的任务，进一步造成知识和语言的割裂，导致口语表达（不论是粤语还是普通话）总是词不达意。相对而言，普通话发音不太准确只是次要。
理想的中文教育应以讲读写为外表，文史哲为内核，文字训练和文化思想应融为一体。香港中文科优势在重视阅读赏析和实用文体；短板在文史哲没有内嵌于语文主线。如果老师不懂得主动串联，学生学到的就是一篇篇碎片化的课文，支离破碎，互不衔接，不成体统。
内地官方备案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等正规国营教材出版社；统编高中语文（人教社）范文/作文题，强调文化‑历史‑哲学打通。香港主流中文教材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版。笔者建议，香港应参考内地的范文特点，力求改进教科书和参考书。内地统编高中教材有文史哲打通的典型范文主题。这类范文不单独教导文字技巧，而是把文本表达、历史背景、诸子哲学结合在一起，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思辨能力；主要分为四类：
1.诸子类（哲学）
评析孔子仁礼、孟子仁义、庄子逍遥、荀子劝学。范文不只是翻译句子，还结合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讨论儒道思想对当代的启示。代表范文题目有《于先贤哲思中照见今人》《儒道互补，滋养华夏精神》
2.史论类（历史+哲理）
学习《过秦论》《六国论》《伶官传序》；范文借秦朝消亡、六国破灭、后唐盛衰，以历史事件通过文学表达提炼哲学道理。范文《览千古盛衰，悟忧患之理》把史实与辩证思考结合，是其典型
3.文明传承类（文化通史）
围绕典籍文物、汉字演变、礼乐文明，打通历史脉络、文化精神、哲学价值。范文《周监二代成其大，今承古韵开新章》，引用论语梳理从先秦思想到当代文化的传承创新
4.人文精神类（文学‑历史‑哲学）
通过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苏轼等人物，范文结合时代遭遇，分析历代文人的生命哲学和人格品味，不单只赏析其文笔造诣
罗校长已80岁，其教育经验丰富历程众所周知。彭道长已76岁，以道家修为诲人不倦广为人知。他们对学习语文的心得不同凡响。内地的人教社统编教材的理论核心，是工具性与人文性互相统一。语言表达只是工具，课文内核承载历史、文化和哲学才是关键。他们认为阅写训练和人文思辨是一体融合，不是割裂开来的两套内容。这方面笔者百分百赞同。香港主流高中中文教材范文（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内地的类比，香港DSE中文科，虽然课文同样选《论语》《孟子》等史论和古文，但编排逻辑不同。课文按阅读能力和文言字词为主线；中华文化历史哲学只是附加单元，不是贯穿到全教程的主线骨架。香港的范文和示例作文大多训练审题、布局、修辞和应用文，停留在单篇文本赏析，较少要求打通跨篇章的历史时序和哲学源流。教材以考试为导向，DSE作文评分侧重文章技巧，不强制要求把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辨深度融合进去。这正是香港中文的教与学显得支离破碎的根源。
如果将两种教学范式简单对比，内地统编范式是读一篇古文要先懂时代历史，理解哲学思想，再掌握语言文字；文史哲内化于语文学习本身。香港教材范式是先学文言字词和修辞技巧；文史哲另作专题，因此出现文字归文字，思想归思想，互相脱节。
笔者和罗彭两位学兄都认为，举例而言之，文史哲的活学活用充分表现在金庸的14本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不求工整，却是神来之笔，可见语文何止是语言本身。新文化运动以来，语文教育不断演进至今已107年，曲折迂回、益发精进，体现文化自信。香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反而踟蹰不前，十分可惜。笔者年幼时诵古文、念诗词，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成语故事；到今天仍大受裨益；近日更开始研究周易的乾卦坤卦共208字（乾卦94字，坤卦114字），还有说文解字共800字。希望本文能引发香港教育界相关讨论，抛砖引玉，集思广益，于愿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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