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陶季邑

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是其关于将来理想世界和人类美好生活的构想。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此鲜有研究，本文拟初探邓演达此思想的成因和内容及意义与不足。

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的成因

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1924年至1927年国民大革命时期就追求“世界大同”。但此时，作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竭诚拥护者，他完全接受孙中山晚年世界大同思想，即：通过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来为将来实现世界大同创造条件；世界大同时，世界弱小国家不再受“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而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则形成于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他为复兴国民大革命逐渐提出平民革命‌理论，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此期间仍继续追求世界大同，力主中国在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归宿的平民革命成功后要“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从而继承发展孙中山晚年世界大同思想。这是当时国际国内和邓演达个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邓演达认为，“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应继续顺应世界革命潮流，对内须推翻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军阀及买办官僚资本对中国人民的压迫，“造成新的中国”，对外仍支援世界革命，最终造成“新的世界”，使将来世界进入能让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福祉的“新社会”。在邓演达眼里，“新的世界”“新社会”是其期望实现的大同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的影响。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为基石，邓演达推崇“天下为公”理念，所以赞赏大同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与邓演达追求的世界大同有些相通之处，如都主张无压迫剥削，人人获得解放，互助友爱。

孙中山到晚年注意到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世界大同思想，称赞说：这些“乌托邦派”“希望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孙中山受他们世界大同思想影响，同时结合中国和亚非拉国家人民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现实，设想：世界大同时，将消灭西方列强，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民族都过上安乐生活。孙中山1924年8月3日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民生主义”是“（世界）大同主义”。这也推动邓演达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仍追求世界大同。邓演达的外甥女周素玉回忆说：四舅父邓演达对孙中山提出的“世界大同的目标”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内容较丰富，包括关于世界大同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描绘，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和世界人民对将来理想社会与人类美好生活的期待。

关于世界大同目标的构想

邓演达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的历史前程”，“社会主义”自其制度建立后将分阶段发展，最终将步入“人类”“大同”。换言之，世界大同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人类最高理想。根据其描述，世界大同基本特征主要有：无压迫和剥削；生产技术发达；物质丰富；人类互助友爱。

邓演达设想，世界大同时，无阶级和政府，也就无压迫剥削，“既成的一切支配关系榨取关系根本废止”，社会大众都被解放。这体现当时亚非拉人民亟欲摆脱受压迫受剥削悲惨处境的愿望。当世界大同时，生产及其技术充分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秩序只有经济生产的秩序”，人类“只有极度地向自然争斗”。这表达当时世界民众渴望解决生存问题和‌摆脱自然束缚的要求。当世界大同时，人类的物质文明将高度发达，如：“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社会上所有人“不必省吃俭用”，物质极大丰富以致能“应人类的需求”，或者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体现当时中外民众对人类高度物质文明的向往。

邓演达料想，世界大同将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全人类的互助与友爱将会实现。这反映当时中国和世界人民对互助友爱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秩序的憧憬。

世界大同目标的实现路径

在邓演达眼里，从国民大革命失败到世界大同将经过平民革命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

平民革命时期。邓演达认为：国民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是平民革命；既然民族资产阶级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革命，那么平民革命只能是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去反抗国内外一切敌人。同时，他通过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联络同情自己的军队以及宣传革命思想等途径，试图建立农工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中受压迫最深的农工将是政权重心。他还认为，要想在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现阶段中国就须开展平民革命以建立起平民政权，这是必由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时期。邓演达发现，苏联从1921年至1928年一直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或者说苏联经济尚处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而中国经济文化比苏联经济和文化更落后。所以，他设想：平民政权建立后应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新政权将一切‌大产业收归国家经营，并运用国家集中的力量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新政权既要管控国内中小型私人企业，逐渐使私人资本主义社会化，又要利用外国专家开发和组织国内各种产业，包括允许外国投资团在中国经营企业，从而充分发展中国生产力，积累起雄厚物质基础；新政权还要积累相应的文化基础，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邓演达眼里，“社会主义”有其高级阶段。各国实现“社会主义”后，实际上是进入其低级阶段；各国包括“新的中国”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制，并贯彻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尤其是“新的中国”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过渡到此阶段后，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社会主义”建设，为进入世界大同打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应援助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最终“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当然，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可反过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在高级阶段，没有阶级和国家，生产资料社会化，生产技术高度发达，劳动产品按需分配，人类互助友爱。

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的意义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基本上属于新民主主义纲领。所以，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亦基本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它在某种程度上顺应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继承发展中华大同传统和孙中山世界大同思想，反映当时中国和世界人民对将来理想社会与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

邓演达在积极复兴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撰文宣传自己的世界大同思想，呼吁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们要为以世界大同为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实现积极奋斗。

邓演达认为，只有中外人民共同努力，尤其是亚非拉国家人民互相支援，才能推翻西方列强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去实现以世界大同为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他相信其世界大同思想尤其是关于世界大同目标实现路径的主张“在世界必有其伟大的意义”。

当然，民主主义者邓演达世界大同思想有些不足。他的“社会主义”仅限于经济方面，如在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国有，计划经济运行，尤其是其“社会主义”无共产主义阶段。他反对中外人民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他眼里，世界大同才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人类最高理想。邓演达无法认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也无法认识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因此，他不主张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他眼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他主张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平民革命。他也不主张在以后中国应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更不主张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并以此来实现以世界大同为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他未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因此不可能科学预见社会主义远大前程。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