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天，我蹲在公社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抽了整整一包烟。

地里裂开的口子能塞进去一个拳头。玉米秆子黄了大半，蔫头耷脑地戳在土里，叶子卷成细条，风一吹哗啦啦响，像烧纸钱的声音。

那年我三十七，刚当上公社书记不到一年。公社在鲁西南，盐碱地，十年九旱。往年还能从县里要点救济粮，可今年大旱，全县都欠收，县里也没余粮了。

全公社两万八千口人，眼看就要断顿。

我蹲在树底下，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人。

赵怀远。

我高中同学。我们俩一个班，坐前后桌。他成绩好，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我没考上，回公社当了文书。后来他分到冶金部，一步步往上走。听说现在已经是副司长了。

二十多年了，没怎么联系。他忙，我也忙。偶尔过年回老家，碰上过一次。他穿着呢子大衣，我穿着棉袄，两人站在村口说了几句话。他问了问公社的情况，我说了说庄稼收成。聊了不到十分钟，他就被县里来的车接走了。

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肩膀：“老同学，有事找我。”

我点了点头。可我知道，人家说的是客气话。北京的副司长，我一个公社书记，能有什么事找人家？

可眼下，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到半夜。

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照着我面前那张信纸。信纸是公社的信笺，顶上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我拿起钢笔，写了撕，撕了写，写了三遍。

最后寄出去的那封，只有薄薄一页纸。

“怀远同学：一别数年，甚念。公社今年大旱，庄稼绝收，两万八千口人面临断粮。公社想打深水井，需钢管、水泥、水泵。县里物资紧缺，无力解决。你在北京，认识人多，不知能否帮忙想想办法。若为难，切勿勉强。老同学，永强。”

写完这几个字，我反复看了好几遍。钢笔字歪歪扭扭的，比平时难看。我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第二天一早就让通讯员骑车去镇上邮局寄了。

信寄出去以后，我天天盼回信。

一天、两天、三天。每天通讯员从镇上回来，我都问一句：“有信没？”

“没有。”

第五天，还是没有。

第七天，通讯员回来的时候，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包裹。牛皮纸包的，上面贴着北京来的邮签。

“书记，你的包裹！北京来的！”

我跑过去，把包裹抱进办公室。拆开一看，里面是两样东西。

一封信。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

我先拆了信。赵怀远的字还是那么工整，一笔一划，像印刷的一样。

“永强：信收到。旱情严重，非常牵挂。你提到的钢管、水泥、水泵，我已联系相关部门。下周省物资厅会有一批物资调拨到县里，我已跟那边打了招呼，到时你们公社去县里领。钢管二十吨，水泥五十吨，水泵两台。另外，我随信寄去八百元，是我个人一点心意，帮不了大忙，给最困难的五保户买点粮。物资的事，不必跟外人说是我办的。老同学，怀远。”

八百元。

我拿着那张汇款单，手在抖。八百块，是我将近两年的工资。那时候一个公社书记，一个月工资三十四块。他一个副司长，工资也就百十来块。这八百块，是他攒了多久的？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封信，眼眶发酸。

第二周，我带着公社的拖拉机去了县物资局。

物资局的人翻了翻调拨单，脸色有点怪：“你们公社的物资，上面专门批的。二十吨钢管，五十吨水泥，两台水泵。你们哪来的关系？”

我说：“老同学帮忙。”

那人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钢管、水泥、水泵装了两拖拉机。我押着车回公社的时候，坐在车斗里，手扶着那些钢管。钢管的断面还有毛刺，扎得手心发疼。我攥着它们，像攥着救命稻草。

深水井打在哪，我提前问了县水利局的技术员。

技术员说，盐碱地打井，得找地下水脉。他带着仪器在公社转了三天，最后选了三个点。一个在公社大院后面，一个在公社小学操场边上，一个在最缺水的王庄。

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工地上。

打井的师傅是从县水利局请来的，一天五块钱工钱，管三顿饭。公社拿不出钱，我就跟各大队摊派。一个大队出二十块，凑了一百多。粮食从公社的储备粮里拨，每人每天半斤玉米面。

第一口井打下去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看。井架竖起来，卷扬机一转，钻杆一点点往地下钻。泥浆从井口涌出来，淌了一地。老头老太太蹲在旁边看，眼睛一眨不眨。

“出水不？”

“能出水不？”

打井师傅不吭声，盯着钻机的转速表。

钻到第五天，出水了。

水从井口涌上来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先是一股浑浊的泥水，喷了两米高，然后慢慢变清，哗哗哗地往外淌。王庄的老支书蹲在井口边上，伸手接了一捧，举到嘴边喝了一口。

“甜。”他说，“是甜水。”

他站起来，把手里的水递给我。

我也喝了一口。真的是甜的。比公社那口老井的水好喝多了。

第二口井，第三口井，陆续出了水。

那年秋天，全公社两万八千口人，没有一个饿死的。

三个大队浇上了地，补种了晚茬玉米和地瓜。公社副业队用剩下的钢管焊了两个蓄水罐，安在拖拉机上，天天给各大队送水。

赵怀远寄来的那八百块，我让民政助理买了粮食，发给了全公社最困难的二十七户五保户。每户三十斤白面，十斤大米，五斤猪肉。

发东西那天，王庄的五保户王奶奶拉着我的手，非要给我磕头。我拦住她，她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掉在我手背上。

“你们共产党好啊。”她说，“没忘了我们这些老骨头。”

我站在她面前，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那批物资，我一直没跟任何人提过赵怀远的名字。

县里有人问，我就说是省里调拨的。公社的人问，我就说是上面批的。赵怀远信里说了，不必跟外人说是我办的。我懂他的意思，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用关系帮了老家。

可我心里记着。

1984年春节，赵怀远回老家过年。

他回村的第二天，我提着一篮子鸡蛋去看他。他家在老村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半截。他爹蹲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来了，站起来喊：“怀远！你同学来了！”

赵怀远从屋里出来，穿着件旧棉袄，手上沾着面粉，在包饺子。

“永强。”他笑了笑，“来，进屋坐。”

我跟着他进了屋。屋里没生炉子，冷飕飕的。桌子上摆着案板、擀面杖、一盆饺子馅。他媳妇在灶台前忙活，看见我点了点头。

“你坐。”赵怀远拉过一把凳子，“饺子马上就好。”

我把鸡蛋放在桌上：“自家鸡下的。”

“客气啥。”

他继续包饺子，动作很熟练。一边包一边跟我说家常，问公社的事，问那些井打好了没有，问五保户都吃上饭了没有。

我说：“井都打好了。王庄那口井出水最好，浇了五百多亩地。五保户的粮食也发下去了。”

他点了点头。

“那就好。”

我把饺子包完，洗了手。他媳妇端上来一盘热腾腾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我吃了几个，他给我倒了杯白开水。

“你那个物资，费了不少劲吧？”我终于问出口。

他摆了摆手。

“没费什么劲。正好有个熟人，打了个招呼。”

“那八百块钱……”

“我那几年攒了点稿费。”他笑了笑，“没别的用处。”

我看着他。他瘦了，头发也白了些。当了副司长，还是那副学生模样，说话不急不慢的。

“怀远，”我说，“你那八百块，救了好几户人家的命。”

他没接话，夹了个饺子，蘸了蘸醋。

“你那个公社，今年收成咋样？”

“还行。补种的晚玉米收了一季。明年打算再打几口井，把东边那几个大队也覆盖了。”

“好。水利是根本。”他放下筷子，“水利搞好了，盐碱地也能变良田。你们那边地下水不错，我查过资料。”

我愣了一下：“你还查过资料？”

“嗯。我在冶金部的时候，接触过地质勘探的数据。你们那片，地下水资源丰富，就是缺开采的设备。我想着以后可能用得上，就记下了。”

他顿了一下。

“永强，你在基层干，难处我知道。我能帮的，一定帮。你别跟我客气。”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

“怀远，你这官当得不小，可你没变。”

“变啥。”

“没变。”

他笑了，露出那颗有些歪的门牙，跟高中时候一模一样。

那之后很多年，我跟赵怀远一直保持着联系。

逢年过节，我给他寄点土特产，绿豆、花生、红枣。他偶尔回信，有时候寄几本书，有时候寄几张邮票。信都不长，三两句话。

“永强：书收到。花生很好。怀远。”

“永强：绿豆给同事分了，都说好。你的井怎么样了？”

他的信越来越短，我的信也越来越短。但每年总有那么一两封。

1988年，我调到了县里，当了水利局长。那几年，全县打了一千多口深水井，盐碱地改造了十几万亩。老百姓说，水利局那个局长，是个干实事的。

我知道，这里面有赵怀远当年那封短信的功劳。

1996年，赵怀远退休了。

他回了老家，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我那时候已经当了副县长，办公室跟他的房子隔了两条街。

他退休以后，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下午在家看书。我有时候去找他聊天，他就泡壶茶，我们俩坐在阳台上，一聊一下午。

聊来聊去，还是聊庄稼、聊水利、聊老百姓的事。

“怀远，当年你帮我那批物资，我到现在也没还你。”

他摆摆手：“还什么还。你用那批物资打了井，浇了地，让两万多人吃上了饭。你还了。”

“可那是你个人的关系。”

“什么个人的不个人的。”他放下茶杯，“我是从那个村出去的。那是我老家。我帮自己老家，天经地义。”

他顿了顿。

“永强，你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你在给老百姓办事。我在北京，帮不上什么大忙。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他说这话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眯着眼，脸上的皱纹很深。

我想起1983年那个秋天，我蹲在老槐树底下抽烟的情景。想起那封薄薄的信，想起那个牛皮纸包裹，想起八百块钱汇款单。

“怀远，”我说，“谢谢你。”

“谢什么。”他端起茶，喝了一口，“那八百块，本来就是你的。”

“我的？”

“高中时候你帮我打过架，你忘了？”

我愣了一下。

“那回在校门口，三班的那个大个子欺负我，你冲上去跟他打了一架。你鼻子都打出血了，还挡在我前面。后来老师让你写检查，你硬是自己扛了，没把我供出来。”

他笑了笑。

“那件事，我记了四十年。你当年护着我，现在轮到我护着你了。”

那天下午，我在他家的阳台上坐了很久。太阳一点一点往西边挪，把整条街染成金色。

我看着他端起茶杯的样子，想起高中时候他趴在课桌上演算数学题的样子。他那时候就喜欢算数，每道题都要算两遍。老师说，怀远这个人，心里有数。

他确实是心里有数的人。

他知道我1983年需要什么，知道那批物资能救多少人，知道那八百块钱该给谁。他也知道，帮了忙不用声张，做了事不用回报。

他当了那么大的官，可他心里装的，还是老家那些种地的、打井的、浇不上水的老百姓。

2002年，赵怀远走了。

肺癌。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可看见我进来，还是笑了笑。

“永强。”

我坐在床边，握住他的手。

“那几口井，还在出水吗？”他问。

“在。王庄那口井，快二十年了，水还旺着呢。前年换了水泵，浇了一千多亩地。”

他点了点头。

“好。井好。”

他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

“永强，我走以后，你帮我回村里看看。看看那口井。跟村里人说，那个井，是当年咱们一起打的。”

我攥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他走了以后，我回了趟老家。

王庄那口井还在。井口盖着铁板，上面焊了个水泵。一个中年人在井边浇地，水管子铺出去老远，水哗哗地流。

我走过去，蹲在井口边上。

那个中年人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同志，你找谁？”

我站起来，看着那口井。

“不找谁。就看看。”

我伸手摸了摸井口的铁板。铁板上生了一层锈，但水泵还在嗡嗡地响。水从管子里涌出来，清亮亮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我站了很久。

我想起1983年那个秋天，想起那封薄薄的信，想起那个牛皮纸包裹，想起赵怀远在阳台上跟我说的话。

“我是从那个村出去的。我帮自己老家，天经地义。”

我蹲下来，用手接了一捧水。

水是凉的，清甜的。跟二十年前一个味儿。

我把水喝了。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珠，往村里走。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比当年粗了一圈。树底下坐着几个老头在聊天，看见我，有人认出来了。

“那不是永强吗？赵永强？”

我走过去，在他们旁边坐下来。

“哎，你们还记得当年那口井不？”

“记得啊。王庄那口老井嘛，二十多年了，水好得很。”

“那井是谁打的，你们知道不？”

老头们想了想。

“上面拨的物资吧？听说是省里调的。”

“对对对，那年大旱，上面给拨了钢管水泥。打了好几口井。”

“那真是救了命了。”

我坐在树底下，听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阳光透过槐树叶子洒下来，斑斑驳驳的。我眯着眼，看着远处的田野。

那些地现在都种上了庄稼，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再远处，是王庄那口井。井边的水泵还在响，水还在流。

我站起来，往那边走。

走了几步，我回头对那几个老头说了一句话。

“那口井，是一个在北京当大官的人帮咱们打的。他叫赵怀远。”

老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赵怀远？那不是老赵家那小子吗？”

“他不是在北京当官吗？”

“他帮咱打的井？”

我点了点头。

“他走了。去年走的。”

几个老头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站起来，往村东头看了一眼。

“老赵家那小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村口那棵枣树上摘枣，摔下来磕破了膝盖，还是我抱他回家的。”

他蹲下来，拿手拍了拍地上的土。

“那口井，得给他立个碑。”

我摇了摇头。

“不用立碑。水在，井在，就是碑。”

那天下午，我在王庄那口井边坐了很久。

太阳从头顶移到西边，把整片田野染成金色。水泵嗡嗡地响着，水哗哗地流着。

我伸手又接了一捧水。

清亮的，甜的。跟二十年前一个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