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分为两期5段，第一期遗存可暂称为“夏时期老牛坡类型遗存”，第二期遗存或可整体归入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二里头核心势力对丹洛上游的经略呈现出从二里头一期以试探性接触为主，到二里头三期已将该区域纳入直接影响范围的变化，体现出早期王朝在技术和资源需求驱动下对外经略的层次性与阶段性特征。丹洛上游与晋南等地或存在绿松石等资源的流通，而东龙山遗址出土的筒形鬲、卷沿有颈深腹罐等非本地文化因素器物，则为探讨该区域二里头四期遗存的文化构成、格局演变及其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键词：东龙山遗址、夏时期、文化性质、王朝经略、夏商鼎革
项目基金：本文是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陇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5-015）的阶段性成果。
商洛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的发现，为深入认识作为交通要道的丹洛上游的夏时期文化格局、夏王朝西部经略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考古报告《商洛东龙山》（以下简称“报告”）将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分为“夏代早期遗存”和“夏代晚期遗存”，二者文化面貌存在较明显差异且遗存的主体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至四期。尽管这些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但由于遗址中具有分期意义的有效地层关系相对较少，不同学者排列出的器物发展演变顺序有所不同，因此对典型单位的期别、文化因素等问题的认识尚有分歧。鉴于此，本文对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的分期年代、文化性质再作探讨，并以该遗址为切入点，对早期王朝地方经略进行考察。
一、分期与年代
（一）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
报告中提及了多组叠压、打破的地层关系。经审视分析，本文从中选取以下典型关系进行研究（地层以①②③……表示，“→”表示打破关系，“—”表示叠压关系）。
（1）T14②—M63—W3—T14③
（2）T7①—M40—T7②—M37—T7③
（3）T23、24①—M77—T23、24②—H239—T23、24③
（4）T10①—H175—T10②—H176—T10③；H175→H176
（5）T13②—H195→H196—T13③
（6）T15②—H198—T15③
（7）T26①—M84—T26②—H248；H248—H254—T25③
（8）T24②—H240—T24③
上述大部分探方③层为龙山时期文化层，②层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文化层。
该阶段形态变化较明显的典型陶器有单耳带流罐（报告称“壶”）、双耳罐、圜底圆腹罐、双鋬花边罐、浅腹盆、杯等。结合地层关系，选取以上6类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
单耳带流罐 侈口，长颈，圆腹，流对侧有宽带状单耳。依据器身形制可分为二式。
Ⅰ式 腹部较浅，口腹径基本相当。如H197:3（表一，2）、M47:1。
Ⅱ式 腹部变深，口径小于腹径。如M41:7（表一，1）。
双耳罐 长颈，圆腹，宽带状双耳。依形态差异可分二式。
Ⅰ式 长颈较细，器身较瘦。如M37:1（表一，4）。
Ⅱ式 颈部变粗短，器身变矮胖。如M40:1（表一，3）。
圜底圆腹罐 侈口，腹部一般饰有细绳纹。依肩部和腹部变化分三式。
Ⅰ式 溜肩较甚，腹径最大处位于下腹部。如W3:1（表一，7）。
Ⅱ式 溜肩，腹径最大处位于中腹部。如H176:7（表一，6）、M43:24。
Ⅲ式 肩部较鼓，腹径最大处位于上腹部。如W2:1（表一，5）。
双鋬花边罐 花边口，高领，圆腹。依肩部和腹部变化分三式。
Ⅰ式 溜肩，圆腹。如H254:5（表一，10）。
Ⅱ式 溜肩，圆腹外鼓较Ⅰ式明显。如H248:33（表一，9）。
Ⅲ式 肩部较鼓，鼓腹，腹最大径上移。如ⅢT12②:8（表一，8）。浅腹盆敞口，斜直壁，平底。根据器物形态可分三式。Ⅰ式器腹较深。如H198:5（表一，13）。Ⅱ式腹部较Ⅰ式浅。如H228:3（表一，12）。Ⅲ式器腹很浅。如H167:5（表一，11）。杯侈口，深腹，多素面。根据口沿外侈和腹壁内收程度可分三式。Ⅰ式喇叭口，斜腹内收。如H240:1（表一，16）。Ⅱ式口微敞，腹微收。如ⅢT23②:2（表一，15）。Ⅲ式侈口，直腹。如ⅢT17②:5（表一，14）。
根据上述地层关系以及器物形制分析，并结合共存组合情况，可将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中典型器物形制特征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单位分为三组：
第一组以H197、H198、H254、H240、H239、M47、W3等单位为代表。陶器中夹砂陶占多数，陶色以灰陶为多，存在一定数量的夹砂红褐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少量篮纹、花边堆纹和鸡冠鋬耳等。器类比较简单，罐类器占主体。平底器居多，圜底器较少，基本不见圈足器和三足器。器形有双耳圆腹罐、双鋬圆腹罐、长颈带流单耳罐、双耳罐、深腹罐、花边罐、浅腹盆、花边钮器盖、平底钵等。部分器物可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器物直接比照，也与齐家文化存在紧密关系。年代应大致处于中原分期体系下的龙山文化末期，或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
第二组以H228、H248、M36、M37、M41、M42、M43、M57、M66、H142、H176等单位为代表。夹砂陶仍多于泥质陶。泥质陶中仍以灰陶为主，在夹砂陶中红陶和红褐陶的比例增加。纹饰多见绳纹，罐类口沿常见花边装饰，弦纹比例增加，多装饰在带耳罐上，还有少量篮纹和方格纹。器类较第一组变得丰富，罐类器依旧流行且风格鲜明，圜底器增多。存在圜底圆腹罐、高领深腹罐、长颈带流单耳罐、长颈单耳罐、双耳罐、花边罐，还有盆、钵、甑和豆等器，也出现了少量的三耳杯。东龙山遗址陶觚M43:23喇叭口，形体较瘦长，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一期觚ⅡM54:4接近。本组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
第三组以M33、M40、M79、M81、M82、M83、M84、H167、H175、W2等单位为代表。夹砂陶与泥质陶比例接近，陶色多为灰色和灰褐色，黑陶增多。红陶和红褐陶也占有相当比重，多为夹砂陶。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篮纹等。陶器的种类和数量略有减少。器物群主体未发生大的变化，除平底器和圜底器外，还有少量三足器和圈足器。敛口罐、大口尊等器出现，而带流单耳罐、三耳罐等在本组中基本不见。东龙山单耳罐H167:17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期罐ⅣH63:34相似，可见该组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其整体文化面貌相对而言与第二组较接近。
（二）东龙山遗址“夏代晚期遗存”
东龙山遗址“夏代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较之前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均将该阶段遗存分为两期，基本对应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但典型遗存的期别归属仍存差异。其中，胡刚《汉水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以下简称胡文）和李永强、王继红《陕西东部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分期研究》（以下简称李文）的分期研究较为详细，现摘其观点进行对比。
胡文认为东龙山“夏代晚期遗存”第一期以H18和H131等为代表，第二期以H19、H34、H275等为代表。李文认为其第一期以H225、H34等为代表，第二期以H159、H18等为代表。观察器物特征演变和典型单位归属可以发现，两个研究成果的部分认识存在差异，甚至出现一些抵牾之处。究其原因，东龙山遗址所发表的材料虽然较丰富，但出有同型陶器且相互间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地层和遗迹较少。胡文与李文所选取的层位关系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列举了6组层位关系、计12个单位，基本处于夏代晚期年代范围内；后者选取4组层位关系、共9个单位，其年代跨度从龙山时期至夏代晚期。对器形演变规律认识的分歧，可能与典型层位关系选择的差异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有必要再次对相关材料及观点进行辨析。本文选取以下两组出有同型陶器而且相互间具有叠压或打破关系的典型层位关系：第一组H34→H14→H9；第二组H18—W1。侈口卷沿深腹盆H9:9腹壁斜直内收，H34:13弧腹，较前者腹部变鼓。侈口深腹罐W1:1腹部最大径偏下部，而H18:2的腹部最大径上移至偏上部。可以看出，器腹的变化可能是器形演变规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整体上呈现腹部最大径上移、上腹部（或肩部）渐鼓的趋势。观察其他类型器物的变化，大多也符合上述认识，在层位关系方面同样基本相称。这与胡文分期结论所呈现的器物演变规律大致相当。因而笔者认为，胡文的认识相较而言更符合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不过也应作一定调整、补充。大口尊H159:11几乎不见肩部凸起，腹部绳纹之上饰有3周堆纹，其形制纹饰特征与H18:19近同。侈口圆腹罐H159:15溜肩，腹部最大径的位置相较于H130所出同型陶器明显较低。上述器形特征表明H159的年代应早于H130，前者与H18年代大致相当。此外，H26所出陶盆H26:1腹壁较直，同H18和H9所出同类器的特征相近。侈口鼓腹罐H225:22的形制则与H158:7别无二致。
综上所述，东龙山遗址“夏代晚期遗存”可分为两组（表二）。第一组的典型单位主要有H18、H159、H225，还包括H9、H26、H27、H131、H132、H140、H158、H188、W1、M7等。陶器中夹砂陶所占比重稍大于泥质陶，以灰陶和灰褐陶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泥质黑陶。纹饰多见绳纹，还有弦纹、堆纹、方格纹、戳刺纹以及少量篮纹和花边装饰。器类主要有无肩大口尊、高领圆腹罐、深腹盆、釜形鼎、盆形甑、平底盘、敛口瓮、簋、豆等。该期器物的器类与形制相较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出现明显变化，如该期圜底器数量显著减少；双耳罐颈部变短、耳部变小并且位置下移；不见高领肥袋足单把鬲、单耳罐等，新出现弧裆鬲、三足盘、刻槽盆、敛口瓮、大口缸等器物。该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在整体文化面貌上近似。
第二组的典型单位主要有H19、H28、H34，还包括H2、H5、H14、H130、H155等。陶器中夹砂陶与泥质陶比例大致相当。在泥质陶中，灰、灰褐陶与红、红褐陶比重接近，仍存在黑陶，但在夹砂陶中红陶和红褐陶的比例明显增加。与第一组相比，第二组陶器的纹饰主体未发生较大变化，以绳纹最为常见，但已基本不见篮纹和花边装饰。鸡冠鋬风格继续流行。器物群的变化情况与之类似，基本不见陶甑、平底盘等，出现少量的高锥状实足分裆鬲、四系壶等器物。该期的器物特征整体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接近。鬲H34:1和深腹罐H155:3等器物表现的时代特征则可能稍晚。
综上，本文将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分为两期5段：
第一期第1段：年代大致处于中原分期体系下的龙山文化末期，或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
第一期第2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
第一期第3段：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第二期第4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第二期第5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部分遗存或可至四期晚段。
二、文化性质
丹洛上游地处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文化构成具有复杂性。学界基本认为该区域“夏代早期遗存”由齐家文化因素、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因素等构成。此外，张天恩指出，该类遗存还受到了丹淅交汇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文化影响。胡平平认为此类以圜底罐为主的遗存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因素。但由于“后石家河文化”内涵较为复杂、范围过于广泛，依文化特征和发展研究，笔者基本赞同可将汉水中游的相关遗存具体为“乱石滩文化”，其可能在稍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便对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地区产生了影响。当然，对该区域影响较大的还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和齐家文化因素。对于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可将其置于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的区域视角进行考察。该区域发现的相关遗址有东龙山、老牛坡、泄湖、横阵、紫荆、焦村、龙头梁等。学术界目前对该区域“夏代早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判断，尚存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范畴，二是属于齐家文化范畴，三是属于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东龙山文化。
具体来看，该地区遗存包含的文化因素有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齐家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因素、乱石滩文化因素等，其中前两者的比重较大。泄湖遗址M3同时出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风格的单耳罐和带有齐家文化风格的单耳罐。华阴横阵遗址的单耳罐短颈、圆肩，与泄湖和东龙山的器物差异较明显，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风格相对更明显。但是，老牛坡遗址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与夏时期遗存在地层关系和文化面貌上展现出较鲜明的时代变化，前者包含斝、鬲等三足器，而后者以带耳罐、花边罐等平底器为特征。东龙山遗址的情况与老牛坡遗址近似，且带有明显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的器物多来自地层或采集，部分来自墓葬。总之，该地区遗存所反映的人群文化习俗与目前学界所认知的“关中东区—商洛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康家类型的主要特点，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可见其文化的变化应不是自身顺序演变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不宜将该类遗存直接归入客省庄二期文化的范畴。
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的发现与辨识，则为寻找该地区不同于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的来源提供了方向（图一）。老牛坡遗址所出陶器以陶罐为主，特征鲜明，器物多与齐家文化同类器相似，例如老牛坡双大耳罐2010SXLM6:5与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76LCM:19相似。随葬石璧的葬俗同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相近。泄湖遗址和东龙山遗址所出带耳罐中，部分器形也与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同类器类似。然而，尽管灰陶在川口河类型中占有一定比例，但齐家文化的陶器仍以红陶为显著特征。除了老牛坡遗存外，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其他遗址所出陶器往往以灰陶、灰褐陶和黑陶居多，这与当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陶器的陶色特征相近。而且，作为齐家文化东部代表的川口河类型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的天水附近，其东缘约在陕西陇县一带，与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还是相隔了一定的距离。此外，东龙山遗址夏时期人骨检测结果显示，在与相关古代组的比较中，相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古代组，东龙山组的体质特征与黄河中游年代与之接近的陶寺组更为接近。因此将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直接看作是齐家文化范畴，目前来看似乎也不甚合适。
再看“东龙山文化”的命名。夏鼐认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且“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知识”。与同时期周邻文化以及同一区域先前文化相比，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夏代早期遗存”明显具有内涵上的杂糅性和区域上的过渡性，主要是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密切相关，也有少量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和乱石滩文化因素。但该区域内目前所见遗存的数量种类及分布空间有限，罕见成规模的集中发现，整体的文化内涵也不甚丰富。有学者将相关遗存划分为东龙山、老牛坡两种地方类型，其文化面貌差异实质上主要是由遗存所处的区位过渡属性及与周邻文化互动程度不同所致。
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当下已公布的材料，将之视为一个独立文化的条件可能还不充分、不成熟。文化命名应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址）的小地名为名。东龙山遗址和老牛坡遗址的夏时期相关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较明显的相似性，尽管前者所见遗存数量相对较多，但在整体文化内涵不甚丰富的情况下，考虑到老牛坡遗址发掘时间较早，文化面貌相对单一并且具有一定典型性，相关资料也不断丰富，以及遗址所处区位等因素，暂以“夏时期老牛坡类型遗存”来统称该类具有过渡性特殊区位特征的较小范围遗存，目前似乎较为稳妥、合适。了解这类遗存所反映的历史情境则相对更为重要，结合墓葬特征和器物风格来看，大概是人群中有部分来自东迁的齐家文化群体，与川口河类型联系比较紧密，其与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当地人群融合，深受当地客省庄二期文化影响，也见有西渐的二里头文化等的影响。
东龙山“夏代晚期遗存”中，尽管当地文化因素仍占一定比重，但整体不属于夏时期老牛坡类型遗存或其自然延续，而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这也是一些学者提出“二里头文化地方类型说”的重要依据。但笔者认为，基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将其另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某地方类型的条件仍不充分。
正如许宏指出，“后来一些学者划分的其他地方类型，一般仅是二里头文化的共性下，显现出若干当地土著文化传统或同期相邻文化因素的影响，且出土材料尚少，不足以窥其全貌”。关中东部及丹洛上游是这一阶段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西部边缘区域，典型遗址和遗存目前所见数量相对较少，分布范围也不广，可能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的某些典型特征未覆盖此处。该阶段确有较明显的本地因素孑遗，但除去延续自当地传统或来源于周邻交流的少部分器类，根据上文所述其整体的器物特征大致不出二里头类型的基本范畴，所包含的文化因素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主（表二）。因此，笔者认为东龙山遗址“夏代晚期遗存”整体归入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在当前情况下看似乎更加合理。
三、遗存所反映的早期王朝经略
丹洛上游地区是二里头势力与其西部和南部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岭东段绿松石等资源运输的“中转站”。东龙山夏时期遗存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表明其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文化的影响。而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及所占比重变化，是对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分期、文化性质判断以及文化变迁理解的一个关键。基于两期5段的分期年代和相关文化性质的再研究，本文主要从中原早期王朝经略的视角观察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一）第一期
在东龙山夏时期遗存第一期第1段至第一期第3段时，齐家文化因素的持续注入以及其与当地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互动融合是主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东龙山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包括盉、爵、觚等，数量较少，仅陶觚（一件）是出于第一期第2段的墓葬（M43）中。该墓还随葬花边圆腹罐、三耳杯和若干石璧，墓主为男性，足端有朱砂痕迹，墓穴面积约为1.56平方米，墓口外有4个对称排列的柱洞。邻近的紫荆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形制相近的陶觚。到第一期第3段，即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东龙山M83集中出土了玉戚（钺）、玉牙璋、石圭、石璧等玉石器，还有两件圆形漆木器，墓穴面积约为1.32平方米，墓口外有4个对称分布的柱洞。该墓（男性）与随葬石璧和双耳罐的M84（女性）并列，两墓似共用2个柱洞，报告推测二者为夫妇。随葬玉石器、漆木器等的墓葬特征表明M43和M83墓主等级较高，笔者认为其可能属于当地人群的精英，曾与二里头文化（尤其是上层贵族）发生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后者的礼制文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随葬大量石璧的葬俗，以及花边口的器物风格等特征，可能主要来自齐家文化，花边口风格也见于客省庄二期文化，但这些并非是新砦期及二里头文化所大量固有的传统。
其二，所出牙璋为墨玉质，刃尖高的一边扉牙低，左右扉牙连成的直线与柄底平行，呈斜直状。这些形态特征与石峁素牙类凹牙型牙璋基本一致，与目前所见的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形制差异较大，而且年代也早于二里头遗址的牙璋（图二）。
其三，所出玉钺的器身皆略有凸弧，刃部两角外撇，与神木石峁遗址SSY:46、神木贺家川所出玉钺以及二里头四期75YLⅦKM7:2相似（图三），可能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遗风，从时空分布来看这件玉钺与陕北联系相对紧密。
其四，二里头的玉礼器是集权式分配的，基本见于二里头遗址。而东龙山M83集中出土了较多的玉石礼器。
其五，从墓向、墓葬分布等情况来看，这两座墓与邻近墓葬并无明显的区别。因此，两位墓主可能属于当地集团上层，明显受到了处于陶礼器和用玉制度发展期的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其中随葬的陶觚以及不同于齐家文化常见的玉石器组合带有二里头文化色彩。墓主高等级身份也基本符合二里头墓葬中由牙璋和钺的组合表达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威。当地精英部分吸取了二里头的用玉制度，但所用器物中有些可能来自齐家文化、石峁文化（或孑遗），部分玉石器或是交换、贸易的结果。这在齐家文化的部分东迁以及其与石峁文化存在一定交流中也可见端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龙山遗址地层中还出土了一件白陶爵（ⅢT12②:2）。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白陶礼器虽然并非是上层的专属，但其生产与分配基本是由二里头都邑内贵族阶层所主导的，意味着二里头文化势力在中原及邻近白陶礼器的传播上应占据着主动权。结合位于该时期二里头文化分布区西缘的陕县（今陕州区）西崖村遗址和渑池鹿寺遗址也发现有白陶爵残片的情况看，东龙山遗址地层中白陶器的出现可能属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奢侈品交流”。以牙璋、石圭、白陶爵等为代表和载体的礼制文化的西传，也体现出二里头核心势力对东龙山所处的丹洛上游的重视。
（二）第二期
经过第一期时交流渗透、扩大之铺垫，在第二期第4段即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东龙山一带已基本被纳入了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尽管整体文化面貌较之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其“中转站”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转而由二里头文化势力主要影响，其区位特征和属性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遗存中以筒形鬲、分裆鬲和橄榄形深腹罐等为代表的非本地文化因素陶器值得关注。
李宏飞认为东龙山鬲H34:1（属本文所分第二期第5段）是商式联裆鬲，属于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阶段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故年代被定为二里岗下层一期。目前的资料显示，联裆鬲在二里头文化三期阶段已在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中出现。他提出商式联裆鬲应来源于此，而判断商式联裆鬲还需要考虑共存器物的组合关系，以及检验是否处于商文化背景之下或属于其他文化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这一观点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笔者认同东龙山鬲H34:1（图四，1）属过渡性遗存，但认为该器物具有筒形腹、空三足的形制特征，暗示其或另有来源。
根据徐昭峰的研究，与其近似的筒形鬲（或谓筒腹鬲）风格可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南传有一定关系，在晋中、晋南地区是通过汾河谷地在太行山西麓南传，郑州地区的相关器物或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南下经豫东而来。山西太谷白燕四期二段T127③D:1（图四，2）和襄汾大柴H3:9（图四，3）筒形鬲属于典型器，前者为弧裆。翼城苇沟也曾采集到一件锥状实足根、近似筒形腹的陶鬲（图四，4），报告将其年代定为二里岗期，田建文认为其应与大柴H3所出器物的年代相近，年代属于二里头晚期。锥状实足根、近直腹的陶鬲风格和空三足、近直腹的陶鬲风格在垣曲古城南关二里头晚期遗存中也有发现，如H250:29（图四，5）和F8下:48（图四，6）。而F8下可能属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其年代下限或至二里岗下层一期。故相较于郑州地区的同类器，东龙山H34:1的形制与晋南的筒形鬲更为接近，不排除存在一定渊源关系。
除了上文提到的鬲H34:1，东龙山遗址出土的大口直颈分裆鬲（如H19:6）和深腹罐（如H155:3）等器物也较为特殊。鬲H19:6（表三，1）与东下冯文化第三期陶鬲H531:2（表三，3）的形制相似，只是后者多了一宽带状耳。该类器物可能与东下冯文化势力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卷沿有颈深腹罐H155:3（表三，2）则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中年代约当于二里头四期的同类器（表三，4）风格相似。
此外，东下冯遗址还在东下冯文化三期墓葬M401中发现了单耳罐、陶酒器和绿松石饰片等，其绿松石不排除与秦岭东段洛南一带的绿松石矿存在联系。再结合永济、华县（今华州区）等地均发现有东下冯文化遗存（或文化因素），可见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阶段，丹洛上游由二里头文化直接影响的势力曾与东下冯文化发生过交流。而对于以东龙山陶鬲（H34:1）、深腹罐（H155:3）等为代表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四期的部分非本地因素遗存，其年代下限也可能接近或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包含下七垣文化因素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等，不排除属于过渡性遗存。在报告所归商代遗存中，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一期的遗存也存在着二里头文化因素与二里岗文化因素共存的文化形成与发展滞后现象。综合年代信息、文化构成变化以及学界对夏文化和商系文化的性质研究，这类过渡性遗存反映的历史情境可能是二里头晚期夏势力在丹洛上游地区稳固经略的逐渐瓦解和（亲）商系势力介入该地区的动荡。当然，丹洛上游过渡性遗存还需要持续的发掘和辨识以不断丰富。
四、结语
本文重新考察了东龙山遗址夏时期遗存的分期与年代，并认为基于已公布的材料，将以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为代表的遗存暂以“夏时期老牛坡类型遗存”来统称更加合适，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此地区应基本属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边缘分布范围。
在此基础上分析象征物、特殊遗迹现象，可知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阶段，二里头势力对丹洛上游的影响似由陶礼器逐渐发展到玉石礼器等，这种影响总体上主要来自二里头文化上层。再结合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出现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以及数量超过一期的绿松石制品的情况，暗示随着势力的增强和技术及资源需求的增加，二里头核心势力在初期试探性接触后，对资源较为丰富且区位交通优势明显的丹洛上游地区逐渐重视，也体现出夏时期老牛坡类型遗存对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吸纳在时间上和内涵上可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阶段，二里头势力将丹洛上游纳入直接影响范围，而该地区与晋南等地或也存在绿松石等资源的流通。东龙山遗址出土的筒形鬲、卷沿有颈深腹罐等非本地文化因素器物，则为探讨该区域二里头四期遗存的文化构成、格局演变及其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赵丛苍教授、郭艳利教授等的帮助，谨此致谢。
原文刊于《文博》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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