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东北战事至1948年暮春已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国军于3月9日自动放弃永吉，整个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和若干重要交通线。”
主持东北军政的一开始是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然后换上了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被打得亡魂皆冒逃离东北，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收拾烂摊子，“辅佐”他的一开始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后来又添了一个杜聿明，其他副总司令如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连副手都算不上，有的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辽沈战役期间真正负责东北指挥的，其实是一帅卫立煌守沈阳，三将中郑洞国守长春、范汉杰守锦州、杜聿明在葫芦岛策应，这一帅三将都不想去东北或想逃离东北，老蒋为什么一定要牛不喝水强按头、赶鸭子上架，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
辽沈战役的起止时间大家都知道，那就是1948年9月12日 至 1948年11月2日。这就是说辽沈战役开打的时候，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了，难怪老蒋和他的高官们将那次战役称为“沈锦会战”——这个名字是很不贴切的，因为在沈阳坐镇的“主帅”卫立煌没打就走了，只有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和他的二〇七师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其他部队大多直接投诚。
周福成的女儿是地下党，劝说父亲起义未果后被送回北平而没被交出去，周福成不起义的主要原因，也是怕连累卫立煌，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回忆：“周并未奋战，也未投降，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第二〇七师顽抗到十一月二日被解放军完全消灭，仅师长戴朴化装只身逃走。（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
能在部队被消灭时化装逃走，说明他早有准备，对老蒋和周福成有所交代后就溜之大吉，谁也不能说他没尽力，周福成的意思也很明显：如果沈阳一枪没放就交出去，老蒋对卫立煌就会直接下杀手了而不是撤职查办了——1948年11月10日，杜聿明看到了老蒋的公开命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对老蒋的作法十分不赞同：“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以北平为后方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净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
杜聿明对老蒋的“指挥道德”嗤之以鼻，也知道卫立煌根本就不想蹚东北的浑水，是被老蒋和张群、顾祝同软磨硬泡推过去的，在陈诚之后接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和张群，跟卫立煌关系都很不错，所以在当说客的时候也有点不好意思，悄悄表示“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
卫立煌不愿意去东北，那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老蒋用他当东北主帅，显然是犯了兵家大忌：总文武者，军之将也，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卫立煌不想打仗，自然也不愿意在指挥上表现自己对老蒋之忠、作战之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老蒋给他安排的三个助手，也是一个比一个不得力——他们跟卫立煌一样，没去东北的不想去东北，已经在东北的也不想留下。
按被俘（有的算投诚）的先后顺序，咱们先说在锦州被俘的范汉杰，他在1948年1月还是“陆军副总司令”，很清闲地待在南京，1月9日接到老蒋侍从室的通知，也是第二天跟老蒋去沈阳视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被推进火坑。
在东北转了一圈，范汉杰刚跟老蒋回到南京，就被“发表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这对范汉杰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陈诚尚且指挥不了东北部队，我更无办法。加以家眷在广州尚待安置，借这机会我向蒋介石请辞新职。蒋只准假一个月回广东一行。蒋说对我家眷的安置，已电告广东行辕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负责办理。并说不许我到香港去，也不准与李济深等反蒋的老四军的人见面。”
老蒋不但命令宋子文照顾（看住）范汉杰，还很“体贴”地“帮助”范汉杰把散居潮安、汕头的子女先带到青岛后转送台湾。
看范汉杰写的《锦州战役的回忆》，我们就发现在上任前和担任冀热辽边区总司令兼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期间，至少六次向老蒋正式请求辞职，但每次都被老蒋拒绝。
让一个六次辞职的中将守锦州，那也就只能“死守”而已，让他主动作战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总是处于被动挨打境地，跟将帅没有“战心”有莫大关系。
郑洞国和范汉杰可称“难兄难弟”，范汉杰在锦州被俘不到一周（一说五天，一说六天），郑洞国也于1948年10月21日在长春被俘（投诚）了。
郑洞国算被俘还是投诚，不同史料的说法不同，但他不想当那个副总司令，也不想守长春，却是真的。这一点时任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葫芦岛指挥所副主任兼参谋长的彭杰如十分清楚：“郑洞国守长春，原来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郑洞国受命之先，曾主张放弃长春。他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大，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卫立煌告诉我：‘郑桂庭（洞国）不愿守长春，曾和我谈过，委员长那一关通不过，我也就无可奈何了！’”
彭杰如之所以能从辽沈战场离开并参加湖南起义，起义后还当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三军军长，还要感谢卫立煌没让他去长春而留在了沈阳——按理说彭杰如是应该跟郑洞国一同守长春的，但是被卫立煌阻止了：“长春已被包围，是一个死地，失掉只是迟早问题，你不必去长春，还是留在总部，大家集中经营沈阳，我给郑司令官打个电报去。”
郑洞国的回忆，也证实了彭杰如的说法：“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我曾向卫立煌请假到北平治病，卫已同意。我拟趁此机会，脱离东北这个苦恼的环境。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
郑洞国想让梁华盛代替自己，或自己与范汉杰对调，都被卫立煌拒绝，只好带着新七军和六十军等困守长春挨了七个月饿，杜聿明则是曾经当面拒绝老蒋的命令，奈何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被老蒋揪到东北并丢下，根本就没给他溜走的机会。
杜聿明当时正在徐州当“剿总”副总司令，老蒋把他喊上飞机带到北平，连刘峙都没蒙在鼓里，到了北平之后，老蒋才跟杜聿明摊牌，杜聿明以徐州工作未完而百般推脱，结果老蒋急眼了：“最后蒋介石又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杜聿明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听话”，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屈服了：“我想溜走，又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我觉得无勇气无理由再推卸了，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
杜聿明当时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而且当时东北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他其实是既不想去东北也不想回徐州，只想借治病为名脱离战场，但老蒋坚决不肯答应，他也只能“以赴刑场之心上战场”，最后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方式脱离了老蒋的掌控。
老蒋给卫立煌配备的三个主要助手、部将，最后全被俘虏（投诚），卫立煌也被老蒋软禁起来，被老蒋强迫参加辽沈战役的一主帅三主将，都没有主动求战之心，在战场上消极备战和被动挨打，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但这也给读者诸君出了难题：辽沈战役国民党军一主帅三主将都消极厌战，老蒋强迫他们去东北并授以重兵，是无人可用还是另有隐情？如果不用这四人，老蒋还可以用谁取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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