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0日，重庆，蒋介石、周恩来与马歇尔共同见证停战令公布。文件落款之后，山城并没有立刻安静下来。对马歇尔而言，这是一场调停的起点；对蒋介石而言，却像是在军事行动最有利的时候，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马歇尔此行，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访问。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他为特使，要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斡旋。美国希望避免中国迅速陷入大规模冲突，也希望国民政府完成整合，建立一个能够维持秩序的中央政权。问题在于，华盛顿的设想与南京的判断，并不在同一条线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掌握着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拥有较完整的正规军体系。蒋介石认为，东北、华北等地的控制权必须尽快接收，不能给对手留下调整时间。马歇尔却反复提醒，接收地盘不等于真正建立统治，部队调动、铁路运输、地方治理和财政供给，任何一环失灵，都会把军事优势变成沉重负担。

有一次谈判陷入僵局，马歇尔强调，枪声不停，政治协商就没有实际基础。蒋介石的回应大意是，政府不能坐视地方被武装力量占据。两个人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们所说的“秩序”含义不同：一个担心冲突扩大，一个担心错过机会。

停战协议确实带来过短暂缓冲。1946年1月，双方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并着手讨论整编军队、改组政府等问题。可在东北，部队推进、交通线争夺和地方接收仍在持续。纸面上的停火，无法自动消除彼此的猜疑，更无法解决军队归属和政治权力分配这些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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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最不赞成的，正是把复杂的政治问题交给战场解决。他看到国民党军队装备并不差，却担心指挥系统臃肿、地方部队派系明显、后勤能力不足。美国提供的武器和运输条件，能够改善作战能力，却不能替军队完成整顿，更不能替政府解决财政和民心问题。

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在他的判断中，马歇尔不断施压，限制军队行动，实际上削弱了国民政府的优势。1946年6月，全面冲突重新扩大后，调停空间迅速收窄。马歇尔既无法迫使双方真正接受政治安排，也不愿让美国无限度卷入中国战场。矛盾由此集中爆发。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开中国，随后出任美国国务卿。国民党内部不少人把军事失利、援助受限和调停失败联系起来，“马歇尔误我”的说法逐渐形成。蒋介石对他的怨恨，也不只是因为某一份文件或某一次争执，而是因为马歇尔代表了一种外部约束：要求南京在拥有优势时停手，在局势恶化时谈判。

多年以后，郝柏村重新阅读蒋介石日记、军事报告和相关档案，对这段往事提出了不同判断。他认为，马歇尔对国民党军队状况的估计，并非毫无根据。东北战场初期，国民党军队虽有兵力和装备优势，但推进过快、战线过长，运输与补给承受巨大压力，前线指挥也屡有调整。

郝柏村的观点并不是替马歇尔完全开脱。他承认，美国政策在援助与限制之间摇摆，使南京对美国态度产生误判；马歇尔过于相信谈判，也低估了中国政治和地方社会的复杂程度。但在责任划分上，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外部力量。军队怎么部署，战事是否扩大，政府能否整顿后方，最终决定权仍在国民政府自身。

这一判断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武器数量并不等于战争能力。国民党军队拥有美式装备，却没有同步完成制度整合；中央掌握大量资源，却未能有效转化为稳定的财政、运输和基层治理。马歇尔看到的是这些结构性隐患，蒋介石更在意的，则是眼前每一寸土地的得失。

郝柏村后来概括马歇尔的作用，认为他的判断虽然带有美国立场，也存在明显局限，但至少提醒南京，战场上的优势并不牢靠。这个提醒没有改变结局，却说明“外人掣肘”并不能解释全部失败。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调停者和军事领袖的冲突，深处则是两种战略判断的碰撞。

一方相信胜利必须趁势取得，另一方担心速战会把隐患全部引爆。1946年的停战、谈判与再度交火，正是在这种分歧中不断反复。郝柏村的不同见解，价值也正在这里：他没有否认马歇尔的局限，却把战局放回军政、财政和组织能力之中，而不是只停留在一句“受人牵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