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浙江舟山沈家门，朱枫刚从台北转移不久。她随身带着一枚怀表和一支口红，外表看不出异常，里面却藏着关系重大的情报。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人找上门来，带来的消息，令她第一次真正感到危险已经逼近。
“老郑”是蔡孝乾，时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台北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舟山时，朱枫并没有立即慌乱。她清楚，地下工作者被捕并不等于整个联络网就此中断，真正要紧的是，情报能否继续送出。
朱枫当时使用过“陈静”等化名，公开身份并不引人注意。她携带的情报，涉及台湾沿海军事部署，其中包括吴石提供的重要材料。按照当时的工作安排，这些资料必须设法送回大陆，越快越好，也越不能留下痕迹。
她先检查了藏有微缩胶卷的口红管，又反复确认怀表没有异常。舟山海面风浪不稳，交通工具也不容易找到，贸然出海，很可能让情报毁在途中。可若继续停留，搜捕范围一旦收紧，人员和资料都会陷入险境。
有意思的是，真正令她动摇的，并不是蔡孝乾被捕，而是段承愈出现后的那番话。过去，段承愈曾以联络人员身份与她接触，朱枫对他并非毫无防备，却没有料到，这个人背后另有身份。
那天傍晚，段承愈在舟山一处僻静地方见到她，压低声音说：“陈太太，你快走，台北那边已经供出了不少情况。”紧接着，他又说道：“你的住处、行动路线，恐怕都已经被掌握了。”
这几句话的分量，远比“蔡孝乾被捕”本身更沉。蔡孝乾落网，意味着组织遭受打击；而段承愈的警告，则说明朱枫的化名、住处，甚至她接触过哪些人，都可能已经暴露。更危险的是，提醒她的人很可能并不是来救她。
朱枫没有与段承愈争辩。她知道，地下工作最忌讳把希望寄托在口头保证上。她迅速调整安排，将重要物品分散隐藏，又设法让交通人员寻找船只。资料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人也不能按照对方预想的路线行动。
她一度考虑从舟山转移，但沿途盘查已经明显增多。有人以询问路人为名搜集情况，码头和街巷之间气氛异常。朱枫很清楚，假如自己继续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等于主动走进已经布置好的圈套。
值得一提的是，朱枫此时最关心的仍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情报是否会落入敌手。她曾试图把关键物件交由可靠人员转送，同时改变自己的行进方向，以便分散追踪力量。这样的做法谈不上万无一失，却是当时能够采取的有限办法。
1950年2月18日上午，舟山定海一处住所遭到搜查，朱枫被捕。此前，她藏匿和转移情报的安排尚未完全完成，随身物品也没能全部处理干净。对搜捕者而言，这不仅是抓捕一个人，更是试图顺藤摸瓜，找出她背后的联络关系。
被捕后，朱枫被关押在定海。审讯中，她始终没有交代重要情报。关于她曾设法吞下金戒指、试图借此保存秘密的细节，后来留下了多种记载，但可以确认的是，敌人对她进行了严酷审讯，她仍未改变立场。
朱枫不是没有恐惧。一个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人员，当然知道被捕意味着什么。只是恐惧并没有替她作出选择。面对审讯，她保持沉默；面对威逼，她没有用虚假的口供换取片刻安宁。
这场案件牵连甚广。吴石、聂曦、陈宝仓等人随后被捕，台湾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吴石掌握的军事信息，对于大陆方面了解台湾防务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案件受到高度重视，审讯和处置都极为严厉。
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聂曦、陈宝仓一同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她没有向看守求饶，也没有交出尚未吐露的秘密。关于她当时的具体言行，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她拒绝屈服这一点，没有改变。
段承愈带来的那番话，之所以令朱枫震动，并不只是因为它预示着追捕已经开始，更因为那几句话撕开了身份伪装。她面对的，既有敌人的枪口，也有熟人可能早已变节后的冷酷现实。那一刻，信任本身成了最危险的东西。
而她最终没有说出的内容，连同那支口红、那枚怀表以及被截断的交通线，留在了1950年的舟山和台北之间。6月10日，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朱枫结束了生命。她未能亲手完成最后一次传递，却也没有让敌人从她口中得到所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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