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去大姑家里走亲戚，大姑三次暗示我，让我娶邻居的女儿
1982年秋天，我二十二岁，在县粮站当保管员，一个月工资四十块钱。
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三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县城边上的土坯房里。弟弟还在读初中，家里处处要用钱。母亲常说，等我成了家，家里就算有了主心骨。
那年中秋前，大姑托人捎信，让我去她家住几天。
大姑住在青河公社的马家湾，离县城六十里。那天一早，我骑着单位的自行车出发，车后座绑着两斤白糖、一瓶罐头，还有母亲腌的萝卜干。
头天晚上下过雨，路上全是泥。我骑不动，就下来推。等看见村口那块歪着的石碑时，裤腿已经溅满了泥点。
大姑正在院子里晒红薯干。
她一看见我，立刻把手里的竹匾放下，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
“瘦了，县城的饭不管饱啊？”
“粮站又不是饭馆，哪能天天吃白面。”
大姑笑着拍了我一下，把我带进屋里。大姑父坐在炕头修一把旧镰刀，见我来了，连忙往旁边挪了挪。
中午，大姑炖了一锅鸡肉，又炒了鸡蛋和茄子。她不停往我碗里夹肉，自己却没吃几口。
吃到一半，她像是不经意地问：“小远，你在县城里，有对象没有？”
我差点被馒头噎住。
“没有。”
“没有好。”大姑点点头，“县城姑娘心眼多，花钱也厉害。找媳妇，还是得找知根知底的。”
我没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只顾低头吃饭。
大姑看了我一眼，忽然朝院墙东边努了努嘴。
“你还记得东头老赵家吗？”
“记得，开拖拉机的赵叔。”
“他家闺女赵梅，今年二十。”
我“哦”了一声。
“赵梅这姑娘，能干。她娘腰不好，家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你要是娶了她，往后肯定不会亏待你。”
这就是大姑第一次暗示。
她说完，也不等我回答，端起碗继续吃饭。我装作没听见，心里却记住了“赵梅”这个名字。
下午，大姑让我陪她去菜地摘豆角。
东边那户人家的院门正好开着，一个姑娘蹲在井边洗衣服。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的手臂细而有力。
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大姑故意提高声音：“赵梅，家里那台收音机修好没有？”
“还没有。”姑娘站起身，拿围裙擦了擦手，“里面的线断了，我不会接。”
“这不是你陈远哥吗？他在粮站干活，平时也会修些东西。”
我赶紧摆手：“我只会修秤，收音机不一定行。”
赵梅抿嘴笑了一下。
她笑起来很安静，眼睛却亮。她把收音机从屋里拿出来，放在木凳上。我拆开后盖，发现只是电池盒里的铜片生锈了，擦干净以后，很快就有了声音。
收音机里正在播一段评书，声音忽高忽低。
赵梅站在旁边，认真看着我手里的螺丝刀。
“你在县城上班，很忙吧？”
“忙的时候忙，粮食入库那几天，半夜也要过秤。”
“那你会不会觉得累？”
我抬头看她。
她像是觉得自己问得不合适，低下头去整理衣角。
我笑了笑：“干什么都累，习惯就好了。”
大姑在旁边摘豆角，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晚上吃饭时，大姑父出去串门，大姑把一碗鸡蛋羹推到我面前。
“你觉得赵梅怎么样？”
我握筷子的手停了一下。
“挺好的。”
“只是挺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只好低头扒饭。
大姑叹了口气：“你别看她家现在日子普通。赵梅这姑娘，心正，手也巧。去年她爹摔断腿，她一个人下地、喂猪、照顾老人，没跟谁叫过苦。”
她顿了顿，又说：“你母亲身体也不好。以后找个媳妇，不能只看脸，要看她能不能跟你一起过日子。”
这是大姑第二次暗示。
这一次，她说得更直白。我放下筷子，认真道：“大姑，我现在还没想过结婚。”
“没想过，就不能想吗？”
“我弟弟还在读书，家里欠了些钱。我如果结婚，怕人家跟着我受苦。”
大姑沉默了一会儿，给我添了一勺鸡蛋羹。
“真正想跟你过日子的人，不会只看你现在有没有钱。”
我没有说话。
那天夜里，我睡在西屋。窗外的风吹着枣树，枝叶拍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
我想起赵梅蹲在井边洗衣服的样子，也想起她修好收音机后，抬头冲我笑的模样。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回县城。
大姑却说，村东水渠的闸门坏了，让我帮忙去看看。她知道我在粮站干过机械维修，平时也喜欢摆弄些工具。
我拿着扳手去了水渠。
赵梅已经在那里了。她挽着裤腿，正站在齐膝深的水里，用木棍把堵在闸门口的水草往外拨。
“你怎么下水了？”我问。
“我爹腿不好，村里又没人来。再不清，下午的麦田就没水了。”
我把工具放在岸边，也跳了下去。
水很凉，泥巴一直往脚底下钻。我和她一起把缠住闸门的铁丝拽出来，又把松掉的螺栓重新拧紧。
忙了一个多小时，水渠里的水终于顺着沟渠流了出去。
赵梅坐在岸边，拧着裤脚里的水。
“谢谢你。”
“这有什么好谢的。”
“你明天就走了吧？”
“嗯，单位还有事。”
她点点头，盯着流远的水，没有再说话。
我忽然有些不舍得走。
大姑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树下，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她朝我招了招手，等赵梅进屋拿毛巾时，才压低声音说：
“小远，大姑最后跟你说一回。”
我看着她。
“赵梅这姑娘，隔壁几个村都有人来问过。她一直没答应，不是眼光高，是不想离开她爹娘。你要是真觉得她好，就别只会站在旁边看。”
这是大姑第三次暗示。
她把布袋塞进我手里，里面装着几个煮鸡蛋。
“喜欢就去争取。不喜欢，也早点说清楚，别耽误人家。”
回县城的路上，我骑得很慢。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去供销社买了两盒雪花膏，又买了一本《农业机械基础》。
同事看见了，笑着问：“给谁买的？”
我说：“给一个朋友。”
可我心里知道，赵梅不是普通朋友了。
过了半个月，粮站派我到马家湾附近清点公粮。我特意带上那本书，收工后直接去了赵家。
赵梅正在院子里缝棉袄，看见我，针一下扎在了手指上。
“你怎么来了？”
“来办事，顺便看看你。”
我把书递给她。
“送你的。”
她接过去，翻了两页，眼睛慢慢亮起来。
“我看得懂吗？”
“慢慢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
她把书抱在胸前，轻声说：“陈远，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我愣了一下。
她抬起头，脸颊微微发红。
“我娘说，大姑最近总在我们面前提你。”
我看了一眼院门外，鼓起勇气说道：“赵梅，我家里条件不好，母亲身体也不好，弟弟还要读书。我现在只能给你一间旧屋，彩礼也拿不出多少。”
她静静听着，没有打断我。
“但我会好好干活。以后我挣的钱，先养母亲和弟弟，也会让你吃饱穿暖。你要是愿意，我想跟你处对象。”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屋檐下的母鸡咕咕叫。
赵梅低头看着手里的书，过了很久才问：“你是因为大姑才来的吗？”
“不是。”
“那是因为我会干活？”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那天修收音机的时候，你一直站在旁边看我。后来你下水清闸门，我觉得你特别好。”
她抬起头，眼睛湿润了。
“我不怕吃苦。”
“我知道。”
“我也不嫌你家里穷。”
我胸口一热。
她把书贴在心口，小声说：“那就先处着吧。”
这句话说得轻，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后来，我们每个月见两次面。我从县城给她带书、肥皂和针线，她给我缝鞋垫、补衣服。她不会说甜话，但每次我离开时，都会站在院门口看很久。
半年后，我母亲病了一场。赵梅听说后，连夜蒸了两屉馒头，又把家里仅有的二十斤白面送了过来。
母亲一开始不愿意收。
赵梅说：“婶子，您先吃着。等以后日子好了，再还我。”
母亲看着她冻红的手，沉默了很久，最后把面袋子接了过去。
第二年春天，我和赵梅领了结婚证。
婚礼办得很简单，借了大姑家的院子，摆了四桌酒席。赵梅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确良上衣，头发上别着一朵红绒花。
大姑端着酒杯，笑得合不拢嘴。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两个有缘。”
我故意说：“大姑，你那哪是暗示，分明是逼婚。”
大姑瞪了我一眼。
“我要是不说三遍，你这块木头能开窍吗？”
赵梅在旁边低着头笑。
婚后，我仍在粮站上班。赵梅照顾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一天比一天踏实。
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三岁那年，我带她回马家湾。东边那户旧屋已经翻修过了，院里的石榴树还在，只是比从前粗了许多。
赵梅站在树下摘果子，女儿在旁边追着一只蝴蝶跑。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1982年那个秋天。
如果大姑没有第一次问我有没有对象，如果没有第二次夸赵梅能干，如果没有第三次劝我别只站在旁边看，也许我和赵梅就会错过。
可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一顿饭，一台收音机，一道坏掉的水渠，再加上一个不肯绕弯子的大姑，把两个原本陌生的人，慢慢推到了一起。
大姑坐在门槛上剥花生，笑着问我：“小远，这媳妇娶得亏不亏？”
我看了一眼正在给女儿擦汗的赵梅。
“不亏。”
赵梅抬头瞪我：“你说什么？”
我笑着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石榴。
“我说，大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三次暗示我，让我娶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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