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31日，北京西花厅，周秉德再次见到伯伯周恩来。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明显消瘦，却仍穿着整洁，坐姿端正。周秉德看着他的脸色，忍不住说：“伯伯，您应该多保重身体。”周恩来笑了笑，只说自己第二天要住院。

这次见面，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家人午餐，实际上却十分难得。那时周恩来已经患病，能够回到西花厅的时间越来越少，前来看望他的人也受到严格控制。周秉德并不知道，这位从小照料她、教育她的伯伯，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后段。

周秉德出生于1937年，父亲周同宇是周恩来的三弟。她幼年生活在东北，后来随家人辗转天津。1949年，周同宇考入华北大学，需要到北平学习，家中又无法同时照料几个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便提出，让周秉德到北平读书。

那年夏天，周秉德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周恩来刚从外面回来，见到这个多年未见的侄女，先问她叫什么名字。周秉德按照天津人的习惯喊了一声“大爷”，周恩来笑着纠正：“以后叫我伯伯吧。”几天后，邓颖超从上海回到北平，周秉德又把“七妈”听成了“亲妈”，直到后来通信时才弄清楚称呼的由来。

在西花厅生活，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周恩来夫妇对孩子们照顾周到，却从不允许他们把家庭关系当成个人资本。邓颖超曾郑重提醒周秉德，共产党干部和旧时代的官员不同，不能形成“一人得道，家属沾光”的观念，个人道路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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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并非停留在口头上。周同宇希望参加革命工作时，周恩来没有直接替弟弟安排职务，而是建议他先进入华北大学学习，之后由组织分配岗位。周同宇毕业后，被安排到钢铁工业部门担任普通干部。住房紧张时，周秉德和弟弟才暂住到西花厅。

周秉德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一部苏联电影的影响，产生了到乡村当教师的想法。邓颖超支持她，周恩来却没有替她作决定，只提醒她还应听取父母意见，要认真思考自己的选择。周秉德坚持报考师范学校，后来如愿完成学业，并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一所小学任教。

她当教师的时间并不长。入党后，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将她调到朝阳区委。此后十年，她一直在基层岗位工作，职务没有变化，工作评价却一直不错。对许多人来说，长期原地踏步难免会产生疑问，周秉德也曾把这种情况告诉伯伯。

周恩来没有出面打招呼，反而提醒她：“你是我的侄女，更要把基层工作做好，不要老想着晋升。”这句话看似严格，背后却有很清楚的用意：她若因亲属关系获得提拔，既会损害组织原则，也容易让外界误解周恩来以权谋私。

周秉德后来回忆，伯伯和七妈对她的要求，往往比对普通干部子女更严。她住在西花厅时，要遵守作息和学习安排；参加工作后，也不能借用伯伯的名望解决个人困难。这样的约束，使她很早就明白，家庭亲情和组织纪律不能混为一谈。

1964年结婚后，周秉德搬离西花厅，与伯伯和七妈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1975年5月20日，她终于再次见到病中的周恩来。临别时，她想和伯伯合影，周恩来因为身边还有医生和工作人员，便说下次再照。这个“下次”，后来没有等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周秉德失去了从少年时代便亲近的长辈，也失去了一个始终提醒她保持清醒的人。此后，她和兄弟姐妹常去陪伴邓颖超。邓颖超晚年还多次交代后事，明确表示不愿进行没有意义的过度抢救。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7月18日，周秉德等人遵照遗愿，将她的骨灰带到海河入海口，撒入水中。对于周秉德而言，伯伯和七妈留给她的，并不只是西花厅里的生活记忆，更是一套不能因亲属身份而改变的做人和做事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