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山西临汾城外，徐向前面对的不是一座普通城池，而是一道被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线。城墙、壕沟、碉堡、地道层层相连，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火力优势，摆出了一副死守到底的架势。

临汾地处晋南，既控制同蒲铁路，又连接晋西南多个地区。它像一枚钉子，嵌在解放区之间。只要临汾不被攻克，晋中、太岳和吕梁之间的联系就会受到牵制，向北进攻太原、向西支援陕北的部队，也难以完全放开手脚。

阎锡山当然明白这一点。他把临汾称作“铜墙铁壁”，调集第六十六师、第三十旅及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两万五千人。城内粮弹储备充足，外围据点相互呼应，单靠猛烈炮击，很难迅速撕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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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参战部队约五万三千人，人数虽占优势，装备却并不占优。重炮数量有限，部队攻坚经验也不够丰富。徐向前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次强攻上，而是把战斗拆成许多细小环节：清除外围据点，切断交通，再以坑道逐步逼近城墙。

这是一种很“笨”的打法，却极其考验耐心。

3月7日，解放军先攻占临汾城南机场，守军失去空中补给和外撤通道。随后，外围碉堡、塔楼接连被拔除。到3月下旬，攻城部队已经抵达城下，但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东关方向的数次进攻并不顺利。坑道位置不够理想，爆破没有达到预期，部队连续冲击城墙，也被守军火力压回。若是按照原有办法继续硬撞，伤亡只会越来越大。徐向前随即调整部署，以电灯厂等既有阵地为依托，重新组织坑道和爆破作业。

有意思的是，攻城所需的掩护材料，并非都来自军队仓库。为了让坑道施工不被敌军发现，部队需要大量门板遮蔽土方和人员。地方党委发动群众借用门板，并登记姓名住址，承诺战后归还，损坏部分给予赔偿。

消息传开后，临汾周边群众纷纷拆下自家门板。短时间内，部队便获得十多万块门板。矿工还凭借熟悉地下作业的经验，参与坑道挖掘。土层厚，空间窄，空气闷，许多时候不能使用大型工具，只能依靠铁锹、刺刀，甚至徒手一点点向前推进。

这场战斗的关键，不在于谁喊得更响，而在于谁能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

经过连续施工，攻城部队在东关城墙下挖出多条主坑道和副坑道，并秘密埋设炸药。1948年4月10日，东关城墙被炸开缺口，突击部队迅速投入战斗。经过激战，守军第六十六师一部被歼灭，东关阵地落入解放军手中。

但胜利并没有立刻到来。守军转入城内继续抵抗，并开始反坑道作战。双方在地下展开较量，挖掘、侦察、爆破相互交错。守军还使用毒气弹和燃烧弹，给攻城部队造成严重威胁。坑道内缺氧、积水、迷失方向，任何一个细小失误，都可能让整条作业线前功尽弃。

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的官兵，连同其他部队，重新开挖坑道。旅长黄定基也参加了施工和炸药运输。为了防止炸药受潮，战士们脱下衣服包裹器材，在昏暗狭窄的地下通道中艰难前进。这样的作业，没有显眼的战果，却决定着城墙能不能被打开。

5月17日，最后一组炸药起爆，临汾城防线出现决定性缺口。炮火压制下，解放军突击部队迅速楔入城内，将守军分割包围。经过连续战斗，临汾守军主力被歼，战役宣告结束。整个过程持续七十余天，攻城部队付出了约一万三千余人的伤亡代价。

至于“伤亡是敌人的三倍”的说法，需要注意统计口径。解放军伤亡主要集中在强攻、坑道和爆破阶段，而守军的损失还包括被俘、失踪和战斗结束后的整体减员。不同史料对数字记载并不完全一致，若简单拿一个比例概括，容易掩盖战役本身的复杂性。

临汾战役之所以被列入军事教科书，恰恰不是因为它打得轻松，而是因为它展示了装备不足时如何组织攻坚。徐向前没有盲目追求速胜，而是根据地形改变打法，用土工作业弥补火力不足，用连续爆破代替无休止的正面冲锋，再把群众支持转化为施工和补给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打通了晋南与晋中之间的联系，减轻了西北、中原方向部队的后顾之忧，也为随后进攻太原创造了条件。临汾城墙最终倒塌，并非只倒在炸药之下，也倒在周密部署、持续作业和军民协力形成的合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