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刚从豫湘桂会战惨败中回过神来的老蒋脑子一热，就把何应钦给叫来了。
叫何应钦来，是老蒋要看看现在还有多少部队。
何应钦提供的数字让老蒋一喜一忧。
喜的是，抗战这些年来，之前困扰他多年的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基本解决，过去抱成一团的地方实力派部队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忧的是，地方实力派的部队虽然被分割了，可总数量不仅没少，反而还增多了。
看来，何应钦是不能用了。于是，因远征军指挥权一事与老蒋发生矛盾而被雪藏多时的陈诚出山了，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整军。
这件事，陈诚门儿清。
可另一个问题摆在老蒋面前。
虽然地方实力派的部队被分割得稀碎，但晋军和桂军除外。
阎锡山？蒋氏不担忧。
在蒋氏眼里，阎锡山能力配不上野心，又算计太多，充其量是一守户之犬耳。
但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不一样，能力是能配得上野心的。
更重要的是，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的势力发展太快，而且出省作战的4个军都部署在第五战区，抗战七年来，无论蒋氏采用了何种办法，都没能把桂军分开。
不能分开，就意味着不能吞并，对新桂系这个困扰了他几十年的势力，蒋氏委实伤透了脑筋。
关键时刻，还是陈诚有办法，既然兵不能分割，那就分将。
于是，自抗战爆发后就担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荣升为汉中行营主任，统辖一、五、十战区，承担华中与西北地区对日作战指挥职能。
其实，汉中行营在1943年9月就已经设立，可就是没人愿意去当这个行营主任。
为啥？还能为啥，有职无权呗。
既然如此，那为何李宗仁这次愿意去了呢？
说起来，这也是李宗仁没办法，因为这件事虽然有老蒋削弱地方实力派的企图，但事情却是由李宗仁先挑起来的。、
1945年初，整军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李宗仁在稳固了桂军基本势力盘安徽和第十战区之外，还准备对湖北动手。也就是说，李宗仁以及新桂系想要主政湖北。
抗战时期的规矩是，战区司令长官要主政长官部所在地的省，从无例外。战区司令长官可以不负实际业务，但名分你得兼着。
这次李宗仁提出要主政湖北，其实就是要把第6战区拿到手。只不过李宗仁没明说要第6战区，而是要主政湖北，话虽然说得不透明，但圈里人都知道是啥意思。
这还是李宗仁的谋划之一。
谋划之二是，他要形成对重庆的包围圈。
新桂系掌握安徽，蒋氏并不担心，因为安徽虽然风光秀丽，但地瘠民穷，即便让新桂系放手扩军，他也得养得起啊！
因此，从军阀混战时期开始，安徽就是拉拢、安抚各路军阀的“蒲包”。
而湖北则不同，虽然鄂西贫瘠一点，可其他地区都很富庶，而且人口众多，交通方便。
更重要的是，若新桂系主政湖北，就意味着新桂系在河南、安徽、湖北的势力不仅将连城一片，还可以通过贵州和广西接壤，虽然贵州、云南的地方势力蒋氏能够基本控制，可若新桂系势大，这两个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难免会死灰复燃。
还有个湖南的薛岳，自第3次长沙会战后就对重庆阳奉阴违，虽然薛岳一直看不上白崇禧，可对李宗仁还有几分尊敬，一旦这几个省联合起来，就可以在外线形成对重庆的包围，随时可以来一出“兵谏”。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事情。因为李任潮、薛岳等人已经在谋划西南五省联盟，并且获得了史迪威的暗中支持。
这个事情，老蒋已经通过军统的情报闻到了一丝风声。
于是，李宗仁荣升了。名义上统帅三个战区，可除了李品仙的第十战区外，其他两个由胡宗南和刘峙担任司令长官的战区他是指挥不了的。
见一计不成，李宗仁和白崇禧再施一计。
抗战进入到1945年，日军败局已定，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应采取波浪式进军的方式，即后浪推前浪。
那谁是前浪呢？自然是五战区和十战区了。
阎锡山的二战区虽然在北方，但他一向保守，只要能收回山西的地盘，他的野心不大。
一战区虽然地盘大，可在抗战中屡屡失利，地盘已经缩至洛阳以西，如此一来，顶在前面的就是李品仙的第十战区了。
当时，是否接收东北尚无定论，但第十战区接收平津地区是没问题的。
客观地说，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建议虽然不乏为新桂系谋利益的想法，但在军事上是个高招，有利于蒋氏部队快速完成接收。
可蒋氏是不会同意的，大城市都让杂牌部队接收了，好处都让你们占了，那些在山沟里憋了多年的黄埔嫡系们能同意吗？
于是，蒋氏和陈诚商议，把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仿鲁（连仲）调任11战区司令长官，早早地就把平津地区占了。
在抗战时期，李宗仁和孙仿鲁本来有不错的私交，也有不错的配合作战的经历。可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虽然李宗仁号称能指挥杂牌部队作战，可若涉及到部队的发展问题，那自然还是以桂军的利益为上。
兵员就这么多，给养就这么多，满足了桂军的需要，自然就得对不起西北军了。久而久之，孙仿鲁就对李宗仁不满起来。
多次力争无果之后，孙仿鲁转而投靠了陈诚，成为了黄埔旁系，不久就提升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
这次把孙仿鲁派到11战区，就是利用孙仿鲁和李宗仁在公私之间都有不满情绪，来与新桂系争地盘的。
多次精心谋划都被老蒋破坏，李宗仁没招了，也只能老老实实呆在汉中了。
抗战胜利后，蒋氏为了酬功，任命李宗仁为北平行营主任，后改名称为北平行辕。下设保定（11战区）和张垣绥靖（12战区）公署，负责华北五省及三个特别市(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天津、青岛)的党、政、军一切要务。
在外人看来，蒋氏对李宗仁还是够意思的，把整个黄河以北的地盘都给了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该满足了吧？
刚开始的时候，李宗仁也是这么想的。可赴任之后才知道上了蒋氏的大当。
他人虽然去了北平，可桂系的部队却一个也没能带去。当然，警卫团除外。
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仿鲁和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宜生（作义）虽然对其礼敬有加，可这都是表面上的，在军事上，李宗仁除了带来的桂军一个警卫团外，甚至指挥不动其他部队一个班。
至于党、政、军的要务以及各级官吏，除了安排了几个行辕内部的中将级处长外，其他部门李宗仁一个人也按插不进去。
而且，李宗仁身边眼线众多，军统北平战站长马汉三就是专门安排来盯他的。
戴笠呢？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着李宗仁的面以骂马汉三的口吻来敲打他，让他老老实实在行辕里面呆着，不然，很难讲会发生什么。
这段经历，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曾有描述，即“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也难为李宗仁了，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顶了三年。
其实，蒋氏之所以把李宗仁吊在北平，实行的是一个兵将分离的计策，把你高高在上放在北平，远离你正在山东苦战的桂军，远离在南京坐冷板凳的白崇禧，省的你们俩人凑一块给我找不痛快。
李宗仁想要打破这个僵局吗？自然是想的。可是没机会啊！
而在1948年初，转机出现了。
1948年初，虽然是在各条战线上蒋军都面临失败，但蒋氏还是自我感觉不错，认为实行“宪\政”的时机到了。
实行“宪\政”，就意味着大统领和副大统领都是可以通过竞选产生的。
李宗仁动心了。他找来白崇禧商议，准备竞选副大统领。
白崇禧觉得这件事很没意思。因为按照章程，副大统领就是个摆设，一点权力也没有。李宗仁若真觉得在北平呆的没意思，完全可以竞选考试院院长，这可是个有职有权的职务。要是李宗仁有意的话，他可以出面做现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工作，让他放弃竞选。
而李宗仁不同意。他的意见是，如果竞选副大统领不成功，那就回桂林老家去养老，从此淡出军、政两界。可若是成功了，即便现在有职无权，可一旦蒋氏在军、政两个方面都失败了呢？
李宗仁的潜台词是，做人得有梦想，一旦实现了呢？
而从解放战争爆发这几年的情况看，蒋军在各个战场接连失败，蒋氏已经难以维持，若其下野，接替他的人员必定是副大统领。若这个职位让其他人做了，桂系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虽然事情的发展没有出乎李宗仁意料，但李宗仁还是过于高看自己了，因为蒋氏的失败，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整个集团的问题。
客观地说，李宗仁参与竞选副大统领是个高招，对蒋氏来说，这无疑是李宗仁在北平做了三年冷板凳之后的反将一军。
本来，蒋氏也没觉得李宗仁参与竞选副大统领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要选，就选呗！
可蒋氏身边人却发现了问题，让蒋氏感受到了危机。
若让李宗仁竞选成功，若真有自己需要通过下野来暂缓危机的时候，和自己对着干了半辈子的新桂系岂不是要翻天了？
可李宗仁心意已定，哪怕蒋氏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阻碍他，李宗仁还是竞选副大统领成功了。
后来的发展果如蒋氏担忧的那样，在1949年1月21日，他第3次下野。
蒋氏一生有3次下野，其中有两次是被桂系搞下去的，还有一次虽然不是桂系做的，但背后却有着桂系参与的影子。
因此，蒋氏在第3次下野的告别会时撕破面皮，不点名的痛斥桂系，“我的下野，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因为党内的某一派系！XX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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