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平西山地，萧克接到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任务时，面对的并不是一块现成的根据地，而是一片被日伪军严密控制、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敌后区域。部队能不能站住脚，既要靠作战，也要处理好各支力量之间的关系。

此时的萧克，已经是红军时期打出来的名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担任第120师副师长，协助贺龙工作。改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表面看是独当一面，实际却是一次艰难考验。

冀热察包括平西、平北和冀东，地域广阔，交通不便。这里既有日军据点，也有伪军和地方武装，部队之间的历史渊源、指挥习惯并不相同。组织上调来宋时轮、邓华等将领，就是希望形成合力，尽快打开局面。

挺进军初期确实取得过一些成绩。宋时轮、邓华带来的部队作风硬朗，高志远在冀东又有较强号召力，各方面力量一度能够相互配合。可敌人的持续扫荡，很快改变了局面，部队损失加重，原有的联络和指挥体系也出现了裂缝。

高志远所率队伍中，不少人是冀东子弟。他们熟悉当地地形，也牵挂家乡亲属，因此希望返回冀东开展斗争。这个要求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冀东本来就在挺进军活动范围之内。问题在于，挺进军刚刚成立，萧克必须防止各部各行其是。

有一次，高志远向萧克提出带队回冀东。萧克担心，一旦允许一支部队脱离统一指挥，其他部队也会提出类似要求，整个建制便可能重新分散。两人的分歧，由此从作战部署逐渐变成了指挥权之争。

偏偏此时，又有人指控高志远与旧军阀吴佩孚有联系，并涉嫌投敌。这个罪名在抗战时期极其严重。对于指控是否属实，后来的叙述存在争议，但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案件很快被提升到组织纪律层面。

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讨论此事时，萧克、马辉之、伍晋南赞成处置，宋时轮、邓华持反对意见。表决通过后，高志远被执行了死刑。这里需要说明，高志远虽有较高威望，却不能简单称为正式意义上的“手下大将”。但他的影响力，确实不是普通干部可以相比的。

高志远去世后，原有部队出现明显波动，一部分人员离散，留下的队伍被重新整编。冀东部队本就带有浓厚的地域联系，核心人物突然被处决，带来的不只是人员减少，更是信任关系受损。

宋时轮和邓华对这次处理持不同意见，后来相继离开冀热察挺进军。宋时轮赴延安学习，邓华则转赴晋察冀根据地任职。两人的离开，不能简单说成全部由高志远事件造成，但这场争议无疑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也削弱了挺进军原本的指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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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萧克并非没有军事能力。问题在于，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不是单纯比拼战场指挥，还要协调地方党政、部队派系和群众基础。一个判断失误，往往会牵动整支部队。此后，冀热察挺进军长期处于整顿之中，活动空间不断受到压缩。

1942年，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萧克转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那场处置行动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既不能只看一纸表决，也不能把后来所有困难都归结到一个人的决定上。可以确认的是，高志远之死使部队付出了沉重代价，宋时轮、邓华的离开，也让这支本来寄予厚望的部队失去了几名重要骨干。

历史人物很少只有一面。萧克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并以《浴血罗霄》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些成就与冀热察时期的争议并不互相抵消。功过同在，才是这段往事最值得辨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