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北京女师大风潮之际，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写下“粉刷茅厕”，鲁迅从这几个字里，看见的并不是所谓公允，而是一种披着中立外衣的偏袒。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是现代评论派的重要成员。这个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成员之间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进步作家和后来走向不同政治道路的人。正因如此，鲁迅批评陈源，不能简单理解成对整个现代评论派的否定。
真正让两人交锋的，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杨荫榆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内部矛盾不断。1925年，围绕学生自治、校务管理和政治活动，冲突逐渐扩大。鲁迅支持学生一方，认为校方和教育当局不能把学生运动一概视作闹事。
陈源却反复强调“公允”。他一面说学生未必全错，一面又暗示女师大的风潮背后有“校内外”人物操纵。所谓“某籍某系”，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却把矛头指向了与学生关系密切的教师，其中自然包括鲁迅。
5月27日，鲁迅等七名教员发表声明，指出校方部分说法失实。几天后，陈源发表《粉刷茅厕》，把女师大风潮比作污秽之地，要求教育当局彻底清查。话说得像是站在局外，立场却已十分清楚。
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时讥讽道：“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在鲁迅看来，陈源既然拿籍贯和派系做文章，就不该再摆出毫无私心的姿态。双方争论的表面是学校风潮，深处却是知识分子应当如何面对权力与弱者。
有意思的是，陈源后来为凌叔华的抄袭争议辩护，又把鲁迅牵扯进来。1925年底至1926年初，凌叔华的画作和小说先后被人指出与外国作品存在相似之处。陈源当时与凌叔华关系密切，没有选择核对材料，而是认为批评文章可能是在针对自己。
他在文章中提出，伟大作家本来就会受到前人影响，不能轻易把相似之处认定为剽窃。这句话本身并非全无道理，文学创作确实存在借鉴与承袭，但陈源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区分正常影响、材料引用和整段挪用，反而把复杂问题一并搅浑。
更严重的是，他暗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为蓝本。鲁迅对此回应，说明自己哪些地方参考过盐谷温，哪些论点和对方相反，并指出两人共同依据的是中国文学史料，而非谁抄谁。
鲁迅讥讽道：“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这场争论持续多年，鲁迅认为自己因此背负了“剽窃”的恶名。陈源本想替亲近的人解围，却把论战扩大成对鲁迅学术人格的攻击，结果反而留下了以立场代替证据的印象。
两人的分歧，还体现在对群众运动的判断上。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源谴责帝国主义势力和军警暴行，但又担心学生以武力对抗，主张据理力争，认为明知无法取胜便不应硬拼。
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现实考量。问题在于，面对强权造成的伤害，如果过分强调被害者是否采取了恰当方式，就容易把责任重心从施暴者身上移开。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制造惨案，造成47人死亡、199人受伤。陈源虽然写文悼念死难者，却又批评群众领袖，认为他们把学生带入险境。
鲁迅对此极为愤怒。他认为，执政府开枪杀人是最直接的罪责，不能因为请愿组织存在不足，就削弱对凶手的追究。鲁迅的锋利，正是从这里来：他不接受用“双方都有责任”来冲淡最基本的是非。
陈源所谓“公允”，也曾在涉及自身时失去分寸。北大学生董秋芳因文章批评陈源，后来在学业和翻译成绩上受到掣肘。鲁迅得知后，支持董秋芳整理译稿，并帮助其出版《争自由的波浪》。这件事说明，两人的冲突并不只是文字争执，也涉及学术权力如何被使用。
陈源晚年的处境，则与早年在北京的论战遥相呼应。1946年，他出任国民党方面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64年中法建交后，台湾当局方面的代表机构失去原有政治依据，陈源奉命留守馆舍处理交接。
1965年，法国方面要求其结束留守状态。陈源拒绝离开，馆舍一度断水断粮，法国军警随后进入，将他强行抬出。据相关记载，他在挣扎中血压升高并昏厥，之后以身体原因离开政治岗位，长期居住伦敦。一个以“正人君子”和“公允”自居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使馆门口被抬走，这一幕，也成了他复杂人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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