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下旬，江西宁冈砻市，毛泽东与陈毅第一次正式相见。那时的中国革命还处在极其艰难的阶段，两支队伍刚刚会合，军政关系、部队作风和行动方向，都需要重新磨合。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后，组成了红军第四军。会师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队伍来源不同，思想状况各异，能不能拧成一股绳，才是摆在领导者面前的难题。

毛泽东与陈毅的性格并不相同。毛泽东沉着深邃，善于从复杂局面中寻找关键；陈毅爽朗直率，谈话风趣，遇到问题敢于承担。两人第一次深入交谈，便很快建立起信任。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曾写信给陈毅，提到“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这几句话，不只是朋友间的客气，更说明毛泽东已经把陈毅视作能够共同商量大事的老战友。

真正检验这份信任的，是1928年夏天红四军向湘南行动时出现的混乱。部队中有不少湘南籍官兵，离家日久，思乡情绪很重；另一部分官兵则对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感到疲惫，要求返回赣南。

陈毅当时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朱德一起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可是，情绪一旦在部队中蔓延，单靠几次讲话很难立刻扭转。有人主张回湘南，有人要求去赣南，军心逐渐出现分散迹象。

会议开了不少，争论也越来越激烈。陈毅清楚，若强行压制，队伍可能当场失控；若顺着情绪行动，又可能使部队脱离根据地。最后，红四军向湘南推进，但很快遭遇严重挫折，部分部队离散，井冈山根据地也受到影响。

陈毅对此十分自责。他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大意是说，若毛泽东在场，或许能够把部队组织得更好。信里有不安，也有担当，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

毛泽东带部队赶来后，陈毅一度不愿见他。毛泽东没有抓住失败不放，而是耐心分析局势，指出行动虽然造成损失，却也扩大了红军影响，发动了一些群众。这样的处理，使原本涣散的官兵重新稳定下来。

事后，陈毅当着干部和战士的面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没有及时掌握部队思想，也没有把军委书记的责任真正担起来。毛泽东的宽厚，并没有让他逃避责任，反而使他更加敬重这位战友。

陈毅后来常说，毛泽东不仅有军事判断力，更有处理人心的本领。两人的友谊，正是在共同担责、彼此提醒中逐渐加深，而不是靠几句称赞维系。

陈毅对生活待遇的要求，也与这种作风有关。1928年冬，他到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传达军委精神，何长工准备留他吃饭。几个战士听见后，以为干部要单独开小灶，私下议论起来。

有人讲起往事：部队缺粮时，炊事员弄到一点米，战士们想留给陈毅，他却坚持把米和野菜混在一起，大家共同食用。后来，战士们躲在窗外观察，只见陈毅和何长工吃的仍是红米饭、南瓜汤，误会这才消除。

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8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日常工作中经常接待外国客人。职务提高了，接触的场合变了，但他对生活标准的要求并没有随之改变。

三年困难时期，一次外事活动安排在颐和园用餐。有关方面为外宾和工作人员准备了相同饭菜，陈毅当场没有发作，等客人离开后，才把负责人找来严肃批评。

他指出，陪外宾吃饭是工作，不是借机改善待遇；工作人员同样是在执行任务，但不能因此把自己也按外宾标准安排。说到激动处，他连问两遍：“这样做，叫我陈毅对得住毛主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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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传出去后，身边工作人员都受到震动。陈毅发火，并不是计较一顿饭，而是担心干部作风脱离群众。对他来说，艰苦朴素不是口号，而是革命队伍能否保持本色的实际问题。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逝世，终年71岁。1月10日，毛泽东得知追悼会安排后，决定亲自前往。工作人员劝他更换衣服，他只说，把睡袍套在外面就走。

毛泽东抵达八宝山时，现场准备并不充分。张茜见到他后悲痛落泪，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随后，他又与陈毅的子女一一握手，叮嘱他们努力奋斗。

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数度哽咽。毛泽东站在队伍前列，戴着黑纱，久久望着陈毅遗像。井冈山会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许多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已无法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