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广西边境平孟至朔江一线，122师师长于新义和政委张登芳面对的，不是一张普通的作战地图，而是一片被山岭、溶洞和峭壁层层包裹的战场。越军把朔江视为北部防线的重要支点，曾扬言，想攻下这里，除非用一万具尸体铺路。
这句话传到中方指挥员耳中，没有激起冒进情绪，反而让一个问题变得更加清楚：如果正面硬撞，部队会付出什么代价？
朔江一带山势陡峭，石灰岩地貌发育，许多山体内部布满溶洞。越军依托高地修筑地堡、交通壕和掩体，阵地前还设置雷区。守军以越军第二四六团为骨干，配有炮兵和地方武装，长期经营之后，已经形成纵深防御。
这种阵地，表面看是几座山，真正交手时却像一张藏在山里的网。山口可能是火力点，石缝可能藏着射手，所谓通路也可能被炮火和地雷封死。于新义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单纯的兵力优势上，而是反复核对侦察情况，寻找越军防线的薄弱处。
很快，一个冒险却有价值的设想形成了：正面保持压力，主力从孟麻方向迂回，绕开敌军最坚固的地段，抢占高处，再从侧后方撕开缺口。
这不是简单的绕路。山地行军本身就十分艰难，部队需要在夜色中翻越山梁，工兵和民工还要抢修道路，保障火炮、车辆和弹药跟上。三六四团、三六六团承担穿插任务，三六五团则在平孟方向制造进攻声势，让越军误判主攻位置。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破僵局的，并非一场大规模炮击，而是一支小部队对长白山高地的攀登。
长白山高约七百米，部分山坡近乎直立，北侧更是石壁相连。夜间攀登时，战士不能点火照明，只能凭手掌摸索石缝，借助绳索和树根一点点向上挪。途中有人被落石击中，队伍仍没有停下。担任突击任务的三班最后只剩几人继续前进。
“不能等天亮，天亮就失去突然性。”带队干部这样提醒身边战士。
两个多小时后，突击队出现在山顶。越军没有想到解放军会从这样的方向接近，仓促组织的火力很快被打乱。突击队趁机构筑简易掩体，接应后续部队。高地一旦易手，原本相互支援的几个据点便露出了空隙。
正面部队也没有停下。三六五团一部在平孟方向实施佯攻，虽然进展并不顺利，甚至出现人员伤亡和车辆受损，但这一行动牵制了越军主力。另一部则利用敌军侧后防守薄弱的机会，夜袭高地，迫使守军不断调兵。
战场上的变化，往往就在这种牵制与穿插之间发生。坦克部队随后沿山间道路推进，夜间突击丹奔河一带，并争夺桥梁和高地。越军原本依托山地建立的防御体系，被迫从正面防守转为仓促应对，指挥和补给开始出现混乱。
然而，朔江县城外围的战斗远没有想象中轻松。三六四团一部推进到城区外约二百米处时，遭到三面火力压制。战士只能依靠路旁浅沟隐蔽，那些沟渠既窄又浅，炮弹落下时几乎起不到防护作用。
副团长欧阳明在组织冲击时牺牲，通信人员常超淼也在负伤后继续报告敌情。前沿部队与后方联络困难，炮兵担心误伤，装甲车辆又受到地雷阻拦，进攻一度被迫停顿。战斗的残酷，并不在于喊出多少口号，而在于每前进几十米，都可能有人倒下。
攻坚受挫后，部队没有反复用同一种方式撞击。2月下旬，122师重新调整部署，以夜袭、迂回和多点突破逐步压缩越军空间。三六四团一部夺取小石山，另一部攻击郭涛北侧据点；三六五团配合坦克拿下大黑石山，几支部队随后形成合围。
当北侧高地被连成一片，朔江守军失去了继续固守的条件。越军的洞穴和地堡仍在，但它们已经无法彼此支援。此前被宣称不可撼动的防线，最终被从侧后方一点点拆开。
据相关战斗资料记载，122师在朔江方向付出一千余人伤亡，歼灭越军两千余人并俘获部分人员，缴获火炮、枪械和通信器材。越军第二四六团遭到严重打击，原先关于“天险”的夸张说法，也随着阵地失守而失去依据。
战后，于新义并没有把胜利归结为某一次冲锋。他更看重的是判断准确、协同到位，以及尽量把部队带回来。朔江战斗留下的，不只是几处高地的名称，还有一条朴素的作战经验：面对坚固防线，勇敢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是能否避开敌人的锋芒，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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