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十月，合江县城关镇，六十三岁的夏之时倒在枪声里。
这个名字，常被放在董竹君身后。
一提董竹君，人们先想到锦江饭店，想到她从上海贫寒人家走出来，办川菜馆、办茶室，后来把锦江交给国家。
可她的前夫夏之时，结局却像一页被折起来的纸：二十四岁任蜀军政府副都督，五十二岁再婚，六十三岁因被诬告遭错杀，三十七年后才得到纠正。
这中间，隔着一场婚姻。
也隔着一个时代。
一九一三年前后，上海的堂子里，董竹君还叫阿媛。
她年纪小，唱戏卖艺，水牌上的局票一天天添上去。来客里，有一批人不大一样。
他们进门，不只喝酒听曲，常围着桌子低声谈国事。
夏之时就在其中。
他比董竹君大十二岁，四川合江人，早年东渡日本学军事，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在成都龙泉驿起兵，率师东进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他被推为副都督。
二十四岁。
少年得志。
董竹君后来回忆，她细看这个人，觉得他身材高大，两目有神，是位英雄豪杰。
可英雄落到婚姻里，不一定还是那个样子。
夏之时向她求婚时，董竹君提了三个条件：“不当小老婆，要到日本留学，将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
她还拒绝让夏之时花钱赎身。
那不是客气。
在她心里，一旦被赎，就像被买。她要自己走出去，不要把一生的账，先记在男人名下。
一九一四年春，她从青楼逃出，和夏之时成婚。
那年，夏之时二十七岁，董竹君十五岁。
很快，两人一起去了日本。
这一段，看上去像旧时代少有的好开头：革命党人、逃出火坑的少女、留学、新家庭。
可日子不是照片。
照片里衣冠整齐，门一关，柴米油盐和旧观念就全进来了。
董竹君到了四川夏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她受过新式教育，又见过上海和日本的外面世界，最不能忍的，是把女人一辈子压在屋檐下。
夏之时却从军政场上退下来，闲居成都。
一九二一年，他在成都包家巷创办锦江公学，自任董事长。办学是实事，可家里的规矩，还是旧式大户人家的规矩。
矛盾最深的地方，是女儿。
董竹君要女儿读书，要她们有出路；夏之时不这么看。
这不是一次争吵能过去的事。
一个向外走，一个向内收。
到了二十年代末，夫妻之间的缝已经合不上了。
一九二九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去了上海。
那一年她三十岁。
她不再是督军夫人，只是一个带着孩子谋生的女人。上海的房租、学费、饭钱，一样样摆在眼前。
她当东西，想办法，办过厂，也跌过跤。
后来，她在上海开出锦江川菜馆，又开锦江茶室。
锦江这个名字，从饭桌上慢慢站起来。
夏之时那边，也在往另一个方向走。
一九三四年，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结束二十年夫妻关系。
一九三九年，夏之时五十二岁，与唐则吾结婚，后来有了女儿夏国琪。
这不是大团圆。
只是各自往后活。
这一年，离董竹君出走已经十年。她在上海的锦江招待宾客，也暗中为中共地下党工作提供掩护、收集资料情报、资助革命同志。
夏之时则回到合江。
地方志里写得很短：一九三九年，他携眷回合江县城定居，修身俭行，不问政事，以书画文物自娱，晚年信佛，还任过合江佛教协会会长、县银行名誉董事长这样的闲职。
从二十四岁的副都督，到合江城里的闲散老人。
落差太大。
更大的事还在后面。
一九五〇年十月，夏之时因被诬告遭错杀。
这一笔，在地方志里也很短。
没有长篇铺陈。
只有结果。
错杀。
三十七年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错案得到纠正，夏之时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等到这一天，他已经去世太久了。
二〇一〇年四月，夏之时墓葬从合江迁回成都磨盘山公墓。后人站在墓前献花，儿子夏大明也在场。
墓碑揭开，照片上的夏之时身着戎装。
那是他年轻时的样子。
可这个人的一生，不能只看戎装照，也不能只看董竹君前夫这个身份。
他曾是同盟会员，参加辛亥革命，起兵龙泉驿，入重庆，任副都督；也曾退出军政界，办锦江公学；他在婚姻里没能跟上董竹君的觉醒，最后又在一九五〇年的时代风浪里被错误枪决。
董竹君的另一条线，也在一九五〇年前后转弯。
新中国成立后，她把锦江饭店交由人民政府经营。她后来任上海锦江饭店董事长、顾问，也曾任全国政协第二至第七届委员。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董竹君在北京逝世。
她留下《我的一个世纪》。
她这一生，最常被记住的是“锦江饭店创始人”。可往前翻，那个在上海春夜里从青楼跑出来的少女，曾把三个条件摆在夏之时面前。
她要婚姻。
也要读书。
还要做一个能站着活的人。
夏之时最后一次回到公众视野，是迁墓那天。
成都磨盘山公墓里，墓碑前摆着鲜花，后人弯腰行礼。照片里的年轻军人还望着前方，身后却已经隔开了一九一一年的枪声、一九三九年的再婚、一九五〇年的错案，和一九八七年的迟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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