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秋夜，榆林镇守使署西花厅的葡萄架下绑着井岳秀的一个仇人。
此人名叫李栋材，一年前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井岳秀的胞弟井勿幕，割下头颅献给陕西督军陈树藩。井岳秀追了半年，最终将仇人从汉口逮回，中秋夜在弟弟灵堂前，上演了一出极其残忍血腥的复仇大戏，而且这出戏此后延续了许多年，以至成为陕北流传甚久的惊悚奇闻。
井岳秀，受弟弟井勿幕的影响很大。
井勿幕十五岁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孙中山称他“西北革命巨柱”。井岳秀走上革命这条路，领路人就是弟弟——井勿幕从日本带回孙中山的亲笔信，把哥哥发展进了同盟会。井岳秀后来能在陕北站住脚，根基实际上是弟弟打下的。
1918年农历十一月，井勿幕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讨伐依附北洋的陕督陈树藩。陈树藩设局，以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名义约他到兴平南仁堡开会。岳维峻、邓宝珊都劝他别去，他还是去了。到了地方，郭坚没露面，出来迎接的是营长李栋材。井勿幕察觉不对，把随身铜水烟袋砸过去，门外有人喊“郭司令到”，他扭头一看，结果被黑枪打死，年仅三十一岁。
随后，李栋材割下人头，渡渭河跑到西安，献给陈树藩。陈树藩表面大怒，转身花两万块钱把李栋材送到汉口租界。
井岳秀得知弟弟死讯，大病一场，此后他做了一件事：不再扩军，把弟弟生前定的“屯田河套、联络蒙古”方略接着往下做，在替弟弟完成未竟之事，井岳秀还讲过一句话——“多一军多一匪”，由此可见他对弟弟的感情，弟弟对他的影响。
为弟弟报仇，井岳秀快意恩仇，完全到了狠决的程度。
他派参谋张孝先和连长李福成去汉口蹲了半年，买通王占元，又派李栋材同乡薛子玉装作投奔，陪吃陪喝取得信任，最后在租界边上把人拿下。
此后，井岳秀用槛车将杀弟仇人李栋材押回榆林，经河南、山西，阎锡山那边接力护送，民间传说每天在李栋材身上刺一针、抹盐水，就是要他活着到榆林。
行刑那天是中秋。西花厅设井勿幕灵堂，李栋材绑在葡萄架柱子上。井岳秀亲手剖腹挖心，剥皮，鞣制后蒙在马鞍上。这副马鞍他用了近二十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据说，井岳秀还把李栋材的头割下来做成灯笼，把李的儿子找来当马夫，让他牵着马、挑着灯笼、摸着马鞍。
关于人皮马鞍后来的下落？这是整件事里最含混的部分。井岳秀1936年死后，灵柩运回蒲城安葬，但马鞍下落没有任何可靠史料给出确切答案。一说随葬，一说被部下处理掉了，怎么处理的，语焉不详。
井岳秀后来的死，也充满了谜团与黑雾。
1936年2月1日夜里，他在榆林因防身手枪落地触火，弹中胸部而亡，终年五十七岁。这个说法写进了不少正式史料，包括《蒲城县志》。
但民间一直有另一种说法。贾平凹写《山本》时采访过三个当事人的后人，对方告诉他，井岳秀之死有好几种版本，有人说配枪走火，有人说被暗杀，但说不出凶手是谁。事情发生后，有人跑到后院，发现树底下有几片叶子，凶手就蹲在树上，然后被揪下来。
更具体的细节来自井岳秀身边卫兵井继先。据说井岳秀被打死后，井继先赶到现场，发现配枪枪机根本没有打开——如果是走火，枪机应该是开着的。同时发现房上几片瓦被人踩落了。
追随井岳秀多年的解春卿根据当时形势判断，暗杀幕后主使有可能是蒋介石。井府当时不知怎么处理，给于右任打电话商议，于右任建议以“被（共）产党暗杀”上报——“一可取悦蒋介石，崧生受表彰，二可保亲属和子弟的安全”。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很难判定，但至少提示一件事：井岳秀的死，在当时就有人不信“走火”这个结论。
关于井岳秀，因为这一段快意恩仇的往事，很多人对此人很感兴趣。
井岳秀在历史上的形象，经历了一个明显翻转。统治陕北早期，地方士绅评价相当高，说他“保境安民”“敬教劝学”“兴业利民”，在榆林办了修械所、引进发电机、奠定了毛纺织业基础。1922年靖国军失利，杨虎城部无处可去，井岳秀不顾北洋政府通缉，接纳了杨虎城。十一年后杨虎城请井岳秀到西安做客，在宴会上说：“当年若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
但1927年之后，井岳秀跟着蒋介石清党反共，在榆林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制造“东山惨案”，杀害何格兰、赵经昌等六名中共党员。1934年到1935年，他对陕北苏区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陕北民歌里唱：“井岳秀好一个井岳秀，真个坏骨头，他把咱陕北做了个挖苦，新式差害完不情，逼起闹革命。”
这种前后反差，是时代造成的，还是秉性、本质使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同时，这个人的身上缠绕着太多东西——替弟弟复仇时近乎疯狂的执念，统治陕北二十年的实用主义，对革命的背叛，对地方建设的投入，对反抗者的残忍，最终很难用一句“好人”或“坏人”来定义。
老黑很欣赏一句话，残忍的本质里必然有狠毒，这种人最终一定背对光明，结局不好是常态，也是宿命、报应。
这句话用在井岳秀身上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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