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7日，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江竹筠写下了一封给谭竹安的信。信纸并不普通，内容也不是一般家书，而是一份带有托孤意味的嘱托。多年以后，关于这封信如何离开牢房，黄茂才与曾紫霞的回忆出现差异，考证也由此变得复杂。
江竹筠在信中提到孩子彭云，嘱咐谭竹安，如果自己遭遇不测，便替她照料孩子。她还写道，希望彭云将来“踏着父母之足迹”，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事业。字里行间，没有过多渲染生死，却把一个母亲的牵挂、一个革命者的选择，都压在了短短几页纸上。
当时的监狱管理极严，纸笔属于违禁物品。江竹筠没有正常书写条件，只能设法将筷子磨尖，用烧成灰的棉花调制墨汁。这样的信要送出去，既要有人肯冒险，也要有人能够接上关系。信件一旦被搜出，写信者和传递者都可能遭受严厉惩罚。
争议的关键，集中在两个人身上。
黄茂才原是四川荣县农民，1948年5月进入渣滓洞当看守。他并非职业特务，而是因躲避抓壮丁，经人安排进了监狱。接触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牢中关押的并非普通罪犯，许多人有文化、有信仰，也有相当坚定的组织关系。
女牢中的同志逐渐看出，黄茂才性情老实，立场也没有完全固定，便通过日常接触对他进行争取。他能做的事情不大，无非是传递口信、稍作遮掩、替人捎带物品，但在封闭的牢狱环境里，这些帮助已经十分难得。
江竹筠等人曾为黄茂才织过一件毛衣，以示感谢，也希望他真正明白这些囚徒为何甘愿承受苦难。黄茂才后来回忆，江竹筠写完信后曾把他叫到门边，交代把信送往重庆中山公园附近的培才小学，亲手交给谭竹安。
这个说法有一个明显优势：黄茂才当时仍在渣滓洞任职，具备进出牢房、接触外界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江竹筠写信的日期是1949年8月27日，而黄茂才所说的送信时间，虽有时记成同年10月，却大体处在信件写成之后，逻辑上能够衔接。
曾紫霞的回忆则不同。她在文章《战斗在女牢》中写道，江竹筠的“示儿信”是交给她带出监狱的，之后由她转交谭竹安。曾紫霞确实曾被关押在渣滓洞，也与江竹筠相识，这段回忆并非毫无根据。
问题在于时间。
曾紫霞获保释出狱的日期，是1948年8月5日，早于江竹筠信上所署的1949年8月27日。若信件日期没有抄录错误，她不可能在1948年离开监狱时，把一年之后才写成的信带出去。这是现有材料中最难绕开的矛盾。
当然，也不能简单断定曾紫霞完全记错。年代久远，回忆文章往往依据多年以前的经历整理，牢中传递过的书信、口信又不止一件。江竹筠在被捕前后曾给亲友写过多封信，曾紫霞记得自己承担过传递任务，却未必能准确对应到这封托孤信。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江竹筠的信后来由谭竹安保存，1963年重庆有关方面整理烈士遗物时，谭竹安将信捐出。这说明信确实到达了收信人手中，但并不能单独证明是黄茂才亲自交付，也无法证明曾紫霞没有传递过其他信件。
黄茂才的回忆同样存在前后不一。他有时说信交给谭竹安，有时又说交给了谭竹安的姐姐谭正伦；关于送信月份，也出现过不同说法。这样的差异，既可能来自记忆衰退，也可能是采访记录时叙述出现偏差。
相比之下，黄茂才传递这封信的可能性更大。理由不在于他的回忆没有疑点，而在于身份、时间和传递条件能够彼此对应。曾紫霞的说法具有见证价值，却受到出狱日期的限制，难以解释她如何带走1949年才写成的信。
更稳妥的判断是：江竹筠的这封托孤信，很可能由仍在看守所任职的黄茂才设法送出，最终交到谭竹安手中。至于曾紫霞所说的传信经历，或许对应另一封书信，或许是多年后将不同片段叠加在了一起。历史细节有时并非只有一个声音，真正可靠的考证，恰恰要把每个人的记忆放回当时的时间和环境中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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