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美国，傅涯准备回国时，宋希濂把她送到门口，又从身上拿出一笔钱，托她办一件私事。两人谈的不是旧日军政，也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已经离世多年的陈赓。
宋希濂说：“请你回国后，替我买一束鲜花，到八宝山祭奠陈赓。”
这句话很轻，却压着几十年的恩怨、选择与交情。陈赓和宋希濂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甚至在战场上各为其主，但这段友情并没有随着阵营变化而彻底断裂。
1923年冬，湖南青年陈赓和宋希濂在长沙参加赴粤报考。两人此前并不相识，却在路上攀谈起来。一个善于交际，爱说爱笑；一个话不多，性情沉稳。偏偏就是这样的性格差异，让他们很快熟悉起来。
1924年，两人先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编入第三队，宋希濂编入第十队。校舍简陋，训练紧张，政治空气又格外浓厚。国共合作背景下，军校里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各种思想交锋十分尖锐。
陈赓那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活动积极，敢说敢做，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宋希濂则更多保持观察，但受到陈赓影响，也参加过左派方面的一些活动。两人一起训练，一起谈时局，关系由同窗变成了朋友。
1926年，宋希濂在浙江桐庐作战中负伤，随后国民党内部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陈赓坚持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宋希濂却决定留在蒋介石控制的军事体系内。两条路，从此越走越远。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这段友情重新显出分量的，并不是顺境，而是陈赓身陷险境之时。
1931年，陈赓在上海被捕。宋希濂清楚，这位老同学立场坚定，绝不可能改弦更张。可若公开出面营救，又可能引起蒋介石猜疑。权衡之后，他联合黄埔一期同学为陈赓担保，并设法让蒋介石暂缓处置。
后来，宋希濂没有直接进监狱探望，只托人带话：“你可不要跑，我们担不起这个罪名。”
话里有警告，也有提醒。陈赓听懂了。此后，他设法脱身，离开了危险之地。多年以后，两人再谈起这段往事，彼此都明白，宋希濂当年的帮助并非一句客套话。
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赓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宋希濂当时任西安警备司令。分别十年，老同学再次见面，宋希濂设宴相待。陈赓没有摆出说服对方的架势，只是谈抗日、谈民族大义，也谈黄埔旧事。
他曾对宋希濂说：“你是国民党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打来打去，倒是日本人得了便宜。”
这句话有分量。两人信仰不同，却都明白民族危机才是当时最紧迫的问题。谈话没有改变宋希濂的选择，但彼此的尊重保留下来。
1949年12月，宋希濂在川康边境被解放军俘获。走投无路时，他一度想举枪自尽，身边军官及时将枪夺下。身份确认后，他被送往关押战犯的场所，心情十分低落。
陈赓得知消息后，专程从云南赶到重庆看望他。那时陈赓已经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宋希濂却成了俘虏。身份完全倒转，陈赓却没有冷言讥讽，只问他的身体和近况。
两人从上午谈到下午，回忆黄埔岁月，也谈国共两党的多年分合。临别时，陈赓劝他不要背负过重的精神包袱，多读书，认真面对今后的生活。
这次探望，对宋希濂影响很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和学习，他于较早一批获得特赦，后来参加文史资料工作。陈赓没有用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旧友，这一点，宋希濂始终记在心里。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八岁。宋希濂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参加吊唁，并在文章中写道，陈赓的精神伟大而无畏，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同他的几次谈话。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获得自由。宋希濂后来赴美国生活，但始终关心祖国和平统一事业。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他参与其中，为联络海内外黄埔同学奔走。
所以，1985年傅涯赴美期间，宋希濂才会托她买花祭奠陈赓。那笔钱不算多，花束也并不奢华，却是一个旧日同学对亡友留下的最后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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