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北京一间普通住宅里，周镐的女儿周慧励和周慧冰，见到了军统旧人沈醉。年近暮年的沈醉身体已不如从前，家人原本只允许她们交谈一小时。听说来人是周镐的女儿，他却摆了摆手：“老朋友的孩子来了，怕什么。”
谈话中，沈醉几次提到周镐，反复说了一句：“周治平是个非常好的人。”周慧励听着这句话，心里五味杂陈。父亲在她的童年里长期缺席，直到多年以后，她才逐渐拼出那段被尘封的往事。
周镐，湖北罗田人，1910年1月21日出生。少年时期，他在武汉求学，后来考入武汉随营军校。那所学校后来并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值大革命风云激荡之际，恽代英、邓演达等人的思想活动，对年轻学员影响很深。
周镐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因思想倾向进步，他后来被学校以“思想不纯”为由开除。离开军校后，他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第十九路军遭到整肃，他也受到通缉，回乡途中在汉口被捕。
这次被捕，反而改变了他此后十多年的道路。审讯他的，恰好是旧日相识。对方没有急着追究罪名，而是劝他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并许诺：“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周镐身陷困境，只能接受安排。
进入军统后，他凭借能力逐渐受到重视，先后在邮电检查、税警系统和情报部门任职。1936年以后，他辗转多地，1941年调往重庆，担任军统督查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表面看，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有权力、有地位的系统，实际却始终处在猜疑和派系斗争之中。
1943年，戴笠安排他潜入汪伪政府内部。周镐携带电台前往南京，与周佛海建立联系，并在那里搭建情报网络。为了取得信任，他不得不以汪伪方面的身份活动，甚至组建家庭。远在武汉的李华初，只知道丈夫身处险地，却不清楚他究竟在做什么。
有一次，李华初带着三个女儿来到南京。周镐见到孩子后抱头痛哭，随后又强作镇定，陪她们逛街、买东西。面对妻子，他只说：“我做的事，是为了劳苦大众。”这句话没有解释清楚来龙去脉，却成了李华初多年等待中的唯一线索。
周镐在南京掌握过大笔经费，也负责敌伪资产接管。抗战胜利后，他因触动多方利益，被以贪污罪名拘押。更让上层不满的是，他在南京的行动超出了原有安排，既扩大了情报影响，也对一些人的利益形成冲击。
1945年9月30日，周镐从报纸上得知周佛海被押往重庆，终于明白自己为何被抛弃。这个曾经深入虎穴的人，转眼成了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戴笠去世后，他才获释，长期闲居南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
改变发生在1946年。老同学徐楚光登门拜访。徐楚光当时受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在南京从事情报工作。两人过去已有接触，也曾相互提供帮助。徐楚光认为，周镐虽然身处军统，却并非真正认同那套政治道路，于是向他提出合作邀请。
周镐经过考虑后回答：“如果参加，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要求得到华中方面批准，他被批准为特别党员，并承担南京、上海、徐州、杭州一带的情报和策反工作。身份变化之后，他面对的危险比过去更大，因为一旦暴露，几乎没有退路。
1948年9月，周镐与吴雪亚进入苏北解放区。11月13日，在他的争取下，原国民党军第107军孙良诚部约5800人起义。为了完成工作，周镐长期深入部队内部，既要说服孙良诚，又要提防对方反复。
1949年1月，周镐随部渡过淮河后，奉命争取刘汝明部起义。孙良诚主动提出前往联络，抵达后却将周镐的身份泄露出去。周镐被捕，押回南京。国民党当局很快下令将他处决，牺牲时年仅39岁。
消息并没有及时传到武汉。李华初一直等着丈夫，有人猜测周镐去了台湾，她却始终不信：“他不会去台湾。”她没有证据，只是凭着多年相处形成的判断，认定丈夫已经遭遇不测。
1965年，李华初病逝。同年，吴雪亚将周镐日记交给有关方面。12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周镐生前使用过多个身份，周治平正是其中一个名字。
1989年4月，吴雪亚把日记捐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周慧励也捐出了父亲留下的日记和写给母亲的13封信。那些文字里，有潜伏时的谨慎，有被捕后的困惑，也有他对家人的牵挂。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反复改变，留下的字迹却很难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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