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底,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会议在解放后的上海举行。主席台上,陈毅身旁坐着一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中年人。有人认出,他正是从前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

会场里的议论很快传开。过去,卢绪章常与工商界和国民党方面的人士往来,出入一些重要场合,在不少人眼中,他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商人。如今上海刚刚解放,他却穿着解放军军装出现,身份自然引起猜疑。

没过多久,关于卢绪章“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举报材料,便送到了陈毅那里。陈毅看完后,既感到意外,又明白这场误会并不难出现。卢绪章多年来刻意隐藏的另一重身份,终于到了必须公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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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绪章出生于1911年6月,浙江鄞县人。父亲经营米行,家境并不显赫,却重视子女教育。少年时代,他在宁波读书,受到进步教师影响,开始接触救国思想。1925年,十四岁的卢绪章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在轮船公司做练习生,靠自己的努力逐渐站稳脚跟。

工作之余,他进入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班夜校学习,接触国文、英文、簿记和商业经营知识。这段经历很关键。卢绪章后来既能经营企业,又能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靠的并不只是胆量,还有早年积累的商业训练和社会见识。

1933年,他与友人创办光大行,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业务。初次创业因资金紧张、经验不足而失败,商行很快停业。卢绪章没有就此退出商界,而是复盘原因,重新筹集资金,将商行改组为广大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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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调整了经营方式,业务逐步扩大。到1934年前后,广大华行已具备一定规模,并加入上海西药商业公会。表面看,这是一家普通商行;实际上,它后来承担了更为特殊的任务,成为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掩护。

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卢绪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他参与筹建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组织形势分析和知识讲座,也接触到更多进步青年。1937年10月,经杨浩庐推荐,他参加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卢绪章并没有放弃经商。恰恰相反,他把经营企业变成了特殊的工作方式。他吸收可靠人员进入商行,在上海及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通过正常贸易筹措经费、传递消息、掩护人员往来。许多时候,账面上的商业活动背后,还有地下工作的安排。

这种身份非常危险。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必须能够与各种人打交道,却不能让任何一方看出真实立场。卢绪章在商界越有名望,接触面越广,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有人称他是党的“钱袋子”,但这四个字背后,是长期处在监视、怀疑和暴露边缘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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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卢绪章奉派前往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初到重庆时,他曾向周恩来表达过自己的想法:“我想做一名公开的共产党人,不愿意只当商人。”

周恩来没有责备他,而是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意义:“你现在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战斗岗位。”这番话让卢绪章意识到,革命工作并不只有冲锋陷阵,也包括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隐蔽、维持机构运转。

周恩来还特别交代,广大华行内部的党员由卢绪章单线联系,不能随意暴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同各方面人士交往时,要利用社会关系保护组织,同时守住原则。卢绪章接受了安排,长期以成功商人的面貌活动于重庆工商界。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回上海。1948年,因内部人员被捕并发生供述,相关机构面临严重威胁,卢绪章等人陆续转移。11月,组织决定结束广大华行在国内的分支工作,安排有关人员前往解放区。卢绪章随后到西柏坡学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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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他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工商界会议上,立刻引发疑问。面对不断增加的举报材料,陈毅曾对卢绪章打趣道:“卢老板,你以后露脸可要当心,弄不好还得让我来保你。”

随后,陈毅在会议上说明情况:“恩来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卢绪章同志是党长期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句话解释了一个事实:卢绪章过去那些看似复杂的社会关系,并非为了个人仕途,而是特殊环境下的工作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继续参与国家外贸事业,成为对外贸易领域的重要开拓者。1995年11月8日,他在北京逝世,结束了这段既是商人、又是地下工作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