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苏北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一所叫单家港小学的平房建筑里，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从1月20日开到3月5日，历时四十五天，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和新四军各师、独立旅负责人都到了场。
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在会上作了一场发言。台下坐着的人里，有一个从华中党校抽调来的速记员，叫李又兰。她是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班长，因为速记技术过硬，被临时调来负责这场大会的记录工作。
张爱萍拿到这份记录稿，看了几遍。他注意到的不只是记录稿的质量，还有做记录的人。
李又兰1919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小港，父亲李善祥是当地有名的爱国实业家。1938年，李又兰带着弟弟妹妹一共十个人，从宁波出发去找抗日队伍，几经周折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周恩来介绍，去了皖南参加新四军。
到新四军之后，李又兰被分配在战地服务团，后来因为速记技术好，调到军部速记班，当了班长。军部的人给她起了个称呼，叫“新四军中一枝花”。
1941年1月，李又兰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结了婚。婚礼很简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前后不过两个月。皖南事变爆发，项英在突围途中隐蔽在安徽泾县蜜蜂洞，1941年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刘厚总杀害。项英牺牲的时候四十三岁，李又兰二十二岁。
李又兰按照组织安排先期撤离，躲过了那场屠杀。项英牺牲的消息传到江北之后，她一个人在党校待了将近一年。
1942年华中局扩大会议之后，张爱萍和李又兰开始有了来往。张爱萍比李又兰大九岁，1910年生在四川达县，十八岁入党，二十四岁参加长征，从八路军系统调到新四军，担任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
会议结束之后，张爱萍回到部队驻地，开始给李又兰写信。两个月里，他写了十几封，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这件事后来才弄清楚。李又兰当时在华中党校工作，她的直属领导把张爱萍寄来的信全部扣下了，一封都没有交给她。那位领导把李又兰叫去谈话，把一叠信扔在桌上，问她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就跟人通信。
李又兰跟那位领导吵了一架。她平时性情温和，很少跟人红脸，这一次没忍住。她的理由很简单：通信是私人的事，组织管得着工作，管不着她跟谁通信。
张爱萍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他没有因为信被扣下就停下来。他跟李又兰见面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那位领导至少让他知道了李又兰的态度——信被扣了，李又兰并没有排斥他。
信的事情解决之后，更大的阻力还在后面。
张爱萍和李又兰的事情在部队里传开之后，议论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一种声音是冲着李又兰去的。项英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很高，他牺牲才一年多，遗孀就要跟别人在一起，一些人觉得这件事“不合适”。这种话在私下里传得很密，谁跟李又兰说话都带着一层说不清楚的打量。
另一种声音是冲着张爱萍去的。张爱萍是从八路军系统调到新四军来的，在一些人眼里，他是“外来的”。有人直接说过这样的话：新四军里难道就没人了，非得找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人。
这些议论李又兰都听到了。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张爱萍，把感情压下去，不表现出来。张爱萍继续写信，继续找机会见面。他没有跟那些议论他的人去争辩什么，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解释这件事。
事情拖到了1942年夏天还没有解决。张爱萍决定不再等了。
他去找了新四军军长陈毅。陈毅是张爱萍的四川同乡，两个人在新四军里共事的时间不算长，但陈毅对张爱萍的为人和能力一直很认可。张爱萍把这件事跟陈毅说了，没有绕弯子。
陈毅听完之后，态度很明确。他批准了张爱萍和李又兰的结婚申请。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陈毅的说法很简单：既然两个人都是单身，都愿意，为什么要拦着。
陈毅的批复在程序上解决了这件事。那些议论没有立刻消失，但已经不可能再挡住什么了。陈毅送了一支派克笔给张爱萍做贺礼，那支笔后来到了李又兰手里。
1942年8月8日，张爱萍和李又兰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结了婚。新房是一间小草屋，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当。
结婚之后，张爱萍在前线打仗，李又兰在后方做政治工作。1943年，张爱萍在指挥作战时负了重伤，李又兰怀着身孕，独自承担了张爱萍向后方转移和伤病护理的工作。
张爱萍后来担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组织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第一次导弹试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李又兰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部队和国防科技系统工作，担任过南京军区司令部秘书、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科长、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副主任。她参与了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枚水下固体潜射导弹、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试验工作，1985年离休，离休时为副军级。
张爱萍和李又兰在一起生活了六十一年，直到2003年张爱萍去世。李又兰于2012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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