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四川达县街头，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拄着手杖走进人群。离开故乡整整58年后，这位从巴山深处走出的开国上将，终于回到了出生地。
车队尚未进入县城，沿途便出现了执勤人员。张爱萍察觉异常，问秘书：“路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得知是为自己安排的警戒后，他当即要求撤去。
在他看来，回乡看望父老乡亲，不该摆出特殊阵势。警戒人员撤下后，张爱萍没有住进专门准备的场所，而是走到街上，与围拢过来的群众交谈，询问生产、生活和家庭情况。
真正让他动怒的，是地方安排的一场宴请。当地考虑到张爱萍多年未归，特意把他的亲属请来，准备了几桌饭菜。这个安排本出于情谊，却触碰了将军极为敏感的原则。
“怎么能用公家的钱招待我的亲属？”张爱萍语气严厉，“马上撤掉。”
随行人员曾试图劝说，认为亲属远道而来，简单聚一聚并无大碍。夫人李又兰却没有替亲属求情，而是支持张爱萍的决定。已经到场的亲人，只好没有用餐便离开。
这件事让张爱萍心里很不是滋味。亲人多年未见，难得见上一面，却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他并非没有乡情，恰恰是因为念得深，才不愿让家乡为自己破例。
张爱萍1910年出生于达县张家沟。童年时，祖母常讲起因贫困和受欺而遭遇的往事，并反复告诫孩子们，不识字、没有本事，便很难在世上立足。这些话深深影响了少年张爱萍。
他读书用功，常常看到深夜。母亲催他睡觉，他便把小油灯藏在被子里继续读。一次，听说镇外坟地闹鬼，十二岁的张爱萍拿着竹竿独自前往，结果没有遇到鬼，却打死了一条粗蛇。第二天，他告诉伙伴：“坟地里没有鬼，只有蛇。”
敢闯敢做的性格，很早便显露出来。1925年，达县县城爆发反对“五卅惨案”的游行，十五岁的张爱萍参加其中。此后，他逐渐投身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离开四川前往上海，随后参加红军，自此走上革命道路。
从1929年离乡，到1987年返乡，张爱萍没有再踏上故土。并非不想回来，而是担心地方因接待自己增加负担。这个念头，贯穿了他一生的为官用权观念：职位越高，越不能把公家资源当作私人物品。
回到张家沟时，他没有坐车挨家走访，而是拄着拐杖，一户一户看望乡亲。腿脚不便，却坚持亲自询问乡亲们的困难。看到故乡变化，他写下“沧桑易变岁月老，五十八年过去了，巴山新颜应时归”的诗句。
村中还有一棵陪伴他成长的老榕树。特殊年代里，张爱萍身处困境，老榕树也一度枯萎。1972年4月，听到张爱萍复出并恢复工作的消息后，乡亲们惊喜地发现，榕树竟重新长出了新叶。返乡时，他站在树下久久不去，又题诗称颂这棵老树。
对乡亲宽厚，对亲属却格外严格。有人曾托关系，请他写条子调动工作，他没有答应，反而严肃批评。子女参加工作后，他同样要求不能凭父辈功劳享受特殊照顾。家中若出现超出规定的待遇，他往往立即制止。
张爱萍担任过重要职务，却长期住在北京普通四合院。房屋年久失修，管理部门想维修，他只同意处理最紧要的地方。一次，公务员换灯泡踩坏地板，相关人员准备借机翻修，他只说：“把坏的地方补好就行。”
家中沙发套用了多年，已经补了多次。管理员趁他出差换上新的，张爱萍回来发现后很不高兴，要求换回旧的。对他而言，节俭不是姿态，而是不能丢掉的生活准则。
1987年返乡后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离休申请。张爱萍曾把任职比作“出家”，把离休称为“还俗”，说在岗位上就要把责任担起来。离休后，他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也常陪伴妻子李又兰。
1992年，两人结婚五十周年，全家为他们庆祝金婚。张爱萍兴致很高，与妻子一起起舞，还即兴赋诗。夫妻相伴数十年，这份晚年生活，与他戎马生涯中的严峻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2003年7月5日20时35分，张爱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消息传到达县，乡亲们自发悼念。故居中的桌椅、床铺和生活用品仍然朴素，保留着一位共和国将军不事铺张的日常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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