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约2400字，阅读时长大约5分钟
前言
有句老话叫“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可如果两只虎压根没有真的打起来，只是各自咬着不同的方向，到头来一起掉进了同一个坑，那算什么？
太平天国快撑不下去的那几年，有两个人在争大局。英王陈玉成，年轻、猛、是太平军里天生的战场型人物。忠王李秀成，沉稳、有手腕，掌握着太平天国最庞大的地盘。
他们争的那个战略，后来成了历史课本里的考点。课本告诉你，李秀成不顾大局，拖延了援救安庆的时机，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崩盘。
但这个结论，太懒了。
这两个人，其实都有真正的大局观，都在认认真真地为太平天国算一盘棋。他们的悲剧不是谁选错了，而是他们掉进了一个无论怎么选都会输的局。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陈玉成和李秀成这场大局观之争的真相～
安庆城外，两个人争的究竟是什么
1860年，太平天国正处于那一次仅剩的回光返照。
洪秀全的天京还没有倒，但湘军已经把安庆围成了铁桶。安庆是什么地方？是太平天国的西部门户，是从长江往天京推进的那道门锁。安庆没了，长江上游就等于送给曾国藩了。
就是在这个关口，陈玉成和李秀成吵起来了。
陈玉成的主张很直接：立刻去打，解安庆之围。他从广西跟着太平军打到现在，二十出头就封了英王，靠的就是一个“冲”字，靠的是正面战场上谁都挡不住他。在他看来，安庆不救，天京就悬了，这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
李秀成不这么看。他认为，与其去硬碰湘军的铁围，不如先拿下苏州、杭州，经营好江浙，有了钱粮地盘，再谈别的。他的逻辑是：打太平天国这场仗，光靠勇猛没用，靠的是粮食、靠的是银子、靠的是洋枪洋炮，而这些东西在哪里？在东边，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洋人做生意的地方。苏州上海一带，才是真正的财税命脉。
两个人谁都没有说错。
最终洪仁玕跑来调停，拉了个折中方案：陈玉成走北路，李秀成走南路，两路合击武昌，逼湘军回援，安庆之围自解。这个方案听起来稳妥，实际上把两个人都拴在了一个他们都不认可的方向上，陈玉成认为这是绕弯子，李秀成认为这绕了半天还是白绕。
但命令下了，就得执行。
那失去的两个月
1861年春，陈玉成出发了。
他走得很快，三月就拿下黄州，偏师扫到黄陂、孝感，兵锋指向武汉三镇。他自己率主力屯在黄州，等南路的消息。按约定，李秀成的南路军该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赶到武昌南边，两路形成夹击，迫使湘军从安庆收缩。
李秀成迟到了。整整两个月。
他的大军抵达湖北南境时，已经是六月了，陈玉成早就走了。陈玉成在黄州等了不到一个月：英国人巴夏礼跑到黄州当面警告，说汉口是通商口岸，太平军真要打武昌，洋人就要出手；南路一点消息都没有；安庆那边一天比一天危急。他等不下去，四月里留下赖文光守黄州，自己带着主力回援，先顶到安庆外围的集贤关，猛攻湘军的围城长壕，壕深垒固，攻不动。他又赶到桐城，跟洪仁玕带来的援军会合，再攻，还是打不动，手里最精锐的四千老兵，也折在了集贤关外的赤岗岭。那一退，安庆的命就算交代了。
后世有不少人拿这个说事，说李秀成是个只顾苏浙地盘、不顾全局的军阀。
李秀成迟到，有他的具体处境。那段时间他在江西收拾另一路的残局，不是在苏州享乐。更关键的是，他对那个折中方案本来就没有把握——围魏救赵的前提是“魏王在乎赵”，可曾国藩铁了心，他把安庆当成攻打天京的根，宁可赌上武昌失守的风险，也不撤安庆的围。当时湖北的清军主力大半压在安庆，武昌城里守兵不到三千，空虚得很。这个赌局，赌的就是曾国藩不敢撤。
李秀成是迟到了，但即便他准时到了，这个方案能不能救安庆，也是两说。
这不是为他开脱，这是他自己在后来的狱中供词里说的原话意思。他说，当年不援救陈玉成，是个错误。他写这话时，陈玉成已经死了整整两年。
1861年9月，安庆失守。
陈玉成是怎么死的
安庆一丢，陈玉成的处境就急转直下了，但他不是被打死的。
安庆失守之后他退回庐州，试图守住淮河一线。但湘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庐州外无援兵。这时候，皖北的团练头子苗沛霖送来一封信，说愿意接应陈玉成北上，一起打开封，另辟战场。
陈玉成信了这个人。
苗沛霖是个两面人，在太平天国和清廷之间来回摇摆，见风使舵是他的本职工作。他给陈玉成送信的时候，早就已经决定把人送给清廷了。1862年四月，陈玉成带着二十多名随从进入寿州城，城门一合，吊桥一拉，大门紧闭，随行的太平军被阻在城外，陈玉成就成了笼中人。
二十多天后，他在河南延津被凌迟处死。那年他二十六岁。
史书上说，行刑时他骂不绝口，昂首不屈。这倒符合他的性格——一个打了十年仗、从没认过输的人，临了也没有跪下去。但凌迟结束的那一天，安庆已经没了，庐州已经没了，长江上游已经送出去了。他那股冲劲，再也没有可以使力气的地方了。
李秀成在狱中说了什么
陈玉成死后两年，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天王突围，失散后被俘。曾国藩命他在狱中写供词，他连续写了十天，留下了那份后来争议不断的《李秀成自述》。
他在供词末尾总结了太平天国的全局教训，后世把它概括成“天朝十误”，早期北伐的失利、天京的内讧、用人的失当，军事的、政治的都有。而当年援救安庆失期这件事，他没有写进那份清单，是在讲安庆战役经过的时候，单独认下的错。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太多，只是承认了。
在这之前一年，苏州也丢了，而且丢得很难看。不是被打丢的，是他自己的部将背着他把守将谭绍光杀了，随即开城门投降了李鸿章。李鸿章接受投降之后，设局把那几个投降的王爷和三万多放下武器的降兵全部杀了。梁启超后来评这件事，说李鸿章此举“犹有惭德”。
李秀成当时已经不在苏州。天京连番告急，他一个月前就撤回天京调度防务去了。走之前他已经看出郜永宽这帮人靠不住，可苏州的防线眼看要崩，他拦不住，也只能走。
曾国藩拿到供词，亲自用朱笔圈点，删去他认为多余的部分。供词写完的当天，他就下令把李秀成凌迟处死，删改后的稿子，是杀人之后才送去的京城。
他比陈玉成多活了两年。那两年，安庆没保住，苏州没保住，天京没保住，什么都没保住。
老达子说
有人拿这两个人做对比，说陈玉成有大局观，李秀成没有大局观。李秀成的判断是：钱粮在东边，外交在东边，生路在东边——这是大局观。陈玉成的判断是：安庆是门户，门户不能丢，丢了就完了——这也是大局观。他们都在认真地算一盘棋，只是棋盘的方向不同。
问题在于，太平天国没有一个能统一调度这两种判断的结构。洪秀全晚年封王泛滥，各路人马互不统属，谁也管不了谁。两个各自有大局观的人，在一个没有大局的体制里，把各自的大局观变成了互相牵制的借口。洪仁玕拉出来的折中方案，既不是陈玉成的方案，也不是李秀成的方案，是一个谁都不认可的方案，最终当然两头落空。
不是因为这两个人眼光不够远。是因为这盘棋，从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能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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