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虚构创作。
一
1994年，腊月廿三，小年。
我挤上了从广州开往郑州的绿皮火车。卧铺票是托了厂里的关系才买到的，中铺。车厢里塞得满满当当，过道上站着人，座位底下躺着人，连行李架上都坐着人。空气里混着方便面味、汗味、脚臭味，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属于春运的急吼吼的味道。
我找到自己的铺位，把蛇皮袋子往铺底下一塞，鞋子一脱，往上爬。中铺矮，坐直了碰头，只能半躺着。对面中铺是个胖大姐，一上车就裹着毯子睡了，呼噜打得震天响。下铺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看报纸。上铺呢？我抬头看了一眼，被子卷成一团，看不见人。
火车咣当咣当开动了。我靠着枕头，看着车窗外。广州的楼房往后退，退成田野，退成山。天擦黑了。车厢里的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我摸出本书翻了两页，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厂里的事——今年挣了多少钱，明年还要不要来。
半夜，我被一声闷响惊醒。
上铺的被子掉下来一半，搭在我枕头边上。紧接着，一只手垂下来，胳膊细细的，手腕上戴着个红绳。我坐起来，往上铺看了一眼。
一个姑娘缩在被子里，脸朝里，后背一抽一抽的。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听不清。我伸手摸了摸她垂下来的手背。烫，跟摸热水袋似的。
“同志。”我喊了一声，“同志，你咋了？”
她翻了个身。脸露出来了。年轻，二十出头，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眼皮肿着。她眯着眼看了看我，嘴张了张，说不出话。
我把手背贴在她额头上。滚烫。
二
我爬下铺，去找列车员。
车厢连接处有个小值班室，列车员是个中年男人，正靠着椅子打盹。我敲了敲玻璃。
“同志，有个姑娘发高烧。”
他睁开眼，看了看我。
“烧得厉害？”
“烫手。得找退烧药。”
他翻了个白眼，打了个哈欠。
“这大半夜的，上哪儿找药去？车上没医务室。你等天亮吧，天亮到长沙站，站台上有卖的。”
“等天亮？烧坏了咋整？”
“那你说咋整？”他嗓门大了，“我又不是大夫。你拿湿毛巾敷敷，物理降温。先扛着。”
我回到铺位。那姑娘还是那个姿势，缩着，抖着。我从自己包里翻出条干净毛巾，跑到车厢头的洗手池，拿凉水浸透了，拧了拧。跑回来，爬上中铺，把毛巾叠好，搁在她额头上。
她哆嗦了一下。嘴里说了句啥。这回我听清了。
“冷——”
冷。发烧还冷。那是烧得厉害了。我把自己的军大衣从铺底下拽出来，搭在她被子上。又把被子往上掖了掖。
“同志。”我凑近了叫她，“你喝水不？”
她没睁眼，点了点头。我拿了我的搪瓷缸子，跑去接了半缸温水。回来爬到上铺边上，把她脑袋托起来一点，缸子凑到她嘴边。她喝了两口，呛了一下，咳了半天。咳完又喝了几口。
“谢谢——”声音跟蚊子哼似的。
“别客气。你躺着。”
我把她脑袋放回去。毛巾取下来，又去浸了遍凉水，敷上。这么来回跑了七八趟。到后来我干脆把缸子和毛巾都搁在中铺，省得爬上爬下。
三
凌晨两点，她烧得说胡话了。
“妈——妈你别走——我听话——”
我坐在中铺，胳膊肘撑着铺沿，看着她。她的脑袋歪在枕头上，头发汗湿了，贴在脸上。红绳从手腕上滑下来，耷拉在被子外面。我给她掖了掖被角。
“妈——我冷——”
我把军大衣又给她紧了紧。
“同志。”我轻声叫她，“你叫啥？你是哪儿的人？”
她没回答。嘴里翻来覆去就是“妈”。后来不喊了，变成哼哼。再后来，连哼哼都没了。我伸手摸她额头。还是烫。可好像比之前好了一点点。我不知道是真的好点了，还是我的手也热了。
三点多，对面中铺的胖大姐醒了。她坐起来，揉着眼，看见我坐在铺沿上，又看看上铺的姑娘。
“咋了？”
“发高烧。”
胖大姐凑过来，伸手摸了摸姑娘的额头。
“哎哟，这么烫。”她扭头从自己包里翻出个纸包，“我这儿有退烧药。我儿子上次发烧吃剩下的。你给她喂一颗。”
我接过来，看了看。药片，白白的，没包装。不知道过期没过期。可那个节骨眼上，有药总比没药强。
我托起姑娘的脑袋，把药片塞进她嘴里，喂了两口水。她吞下去了。呛了一下，又咳了半天。咳完了，她睁开眼看了我一下。就一下。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下就又闭上了。
“谢谢。”这回声音清楚了一点点。
“没事。你睡。”
四
凌晨四点，她烧退了。
额头上全是汗。我把军大衣揭开，毛巾拿去又浸了遍凉水，给她擦了擦脸。她动了动，睁开眼。
这回是真的醒了。眼睛是亮的，虽然还带着病气，可看人是看人的样子了。
“你——”她嗓子哑了，“你是谁？”
“我姓陈。下铺的。”
她扭头看了看四周。车厢里黑乎乎的，只有过道上的夜灯亮着。对面胖大姐又睡了，呼噜声又响起来了。下铺老头翻了个身，报纸掉在地上。
“我咋了？”
“你发高烧。烧了一宿。”
她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军大衣，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毛巾和缸子。
“你照顾了我一宿？”
“嗯。你烧得说胡话了。”
她的脸更红了。这回不是因为发烧。
“对不住——”
“啥对不住的。出门在外的，谁没个难处。”
她撑着坐起来。军大衣从肩膀上滑下来，我伸手给她接住了，重新搭上。
“你叫啥？”我问。
“林小燕。”
“去哪儿？”
“回老家。信阳。”
“我在郑州下。你比我远。”
她点了点头。把军大衣裹了裹。那件大衣是军绿色的，袖口磨得发白，领子上有油渍。她裹着，像裹了床被子。
“陈大哥。”
“嗯。”
“谢谢你。”
“别老谢了。你再睡会儿。天亮就到信阳了。”
她躺回去。我把毛巾叠好，搁在她枕头边上。缸子里的水还剩半缸，我搁在铺沿上。
“夜里要是还烧，毛巾在枕边。水在这儿。够得着不？”
“够得着。”
我爬回中铺。刚躺下，听见上铺传来轻轻的声音。
“陈大哥。”
“嗯。”
“你是个好人。”
我没说话。翻了个身，面朝里。窗外黑乎乎的，偶尔闪过几盏灯。远处有村子，有狗叫，有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都快过年了。都在往家赶。
五
天亮的时候，火车到了信阳。
林小燕从铺上爬下来。她脸色还有点白，可走路稳了。她从蛇皮袋里掏出个东西，塞给我。
一包信阳毛尖。纸包的，上面印着“信阳毛尖”四个字。
“没啥好东西。家里自己种的。”
“不用——”
“拿着。”她把茶叶塞进我怀里，“你照顾了我一宿。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全的。”
“陈建国。”
“陈大哥。”她笑了。这是我头一回看她笑。嘴角弯弯的，脸上还有病容，可眼睛亮亮的。
“那我走了。”
“嗯。”
她拎着蛇皮袋，往车门走。走到车厢连接处，回过头，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她下了车。隔着车窗，我看见她站在站台上，往火车这边看。火车开了。她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点。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茶叶包。纸包上有水渍。不知道是化的雪，还是她手心的汗。
六
回到郑州，又转了两趟汽车，到镇上，再走十里地，到家。
我娘在灶上蒸馒头。白面馒头，白白胖胖的，热气腾腾的。我爹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他放下斧子。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把蛇皮袋子往地上一搁，从里面翻出给爹娘买的东西。给我爹买了双棉鞋，给我娘买了条围巾。我娘围上，在灶台前转了一圈。
“中。好看。”
我从包里掏出那包信阳毛尖。
“这是啥？”
“茶叶。一个朋友给的。”
“啥朋友？”
“火车上认识的。”
我娘没多问。把茶叶搁在柜子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家的炕上。炕烧得热乎乎的，被子是我娘刚晒过的，有太阳味。窗外有鞭炮声，有小孩笑闹声。快过年了。
我翻了个身。想起火车上那个姑娘。想起她额头上滚烫的温度。想起她烧糊涂了喊“妈”。想起她最后站在站台上挥手的样子。
那包茶叶，后来我娘喝了。她说好喝。我没喝。我舍不得。
七
1995年春天，我又去了广州。
临走的时候，我娘把那包茶叶从柜子里拿出来，说：“你带着。路上喝。”
“娘，你留着。”
“我不喝了。你带着。”
我把茶叶揣进包里。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广州。在厂里安顿下来以后，我把茶叶搁在宿舍的柜子里。没喝。还是舍不得。
有时候翻东西，看见那包茶叶。纸包旧了，边角卷了。可上面“信阳毛尖”四个字还认得清。我就想起来，那个站台上挥手的姑娘。
没留地址。没留电话。连全名都没问清楚。可她在火车上说的那句话，我记得清楚。
你是个好人。
就这四个字。我记了好多年。
八
1996年，我又坐那趟火车回家过年。
买票的时候，我特意买了卧铺。中铺。跟两年前一样。上了车，找到铺位。上铺空着。对面中铺是个年轻小伙，倒头就睡。下铺是个抱小孩的妇女。
我坐在铺上，看着车窗外。广州的楼房往后退。退成田野，退成山。天擦黑了。车厢里的灯亮起来。
我心里想，上铺会不会来个姑娘。发高烧那种。我是不是还得去浸毛巾、倒水、喂药。可上铺一直空着。到了长沙，上来一个人。男的，胖胖的，一上来就打呼噜。
我笑了笑。把军大衣从铺底下拽出来，盖在身上。那件军大衣还在。袖口更磨白了，领子上的油渍洗不掉。可我舍不得换。
九
1997年，我娘托人给我说了门亲事。
姑娘叫王秀兰，隔壁村王木匠家的闺女。我回去相亲。见了面，姑娘坐在堂屋里，低着头，手攥着衣角。我娘在旁边说：“建国有手艺，在厂里当组长。一个月挣一千多。”
姑娘点了点头。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后来我娘问我：“咋样？”
“行。”
“啥叫行？”
“就她吧。”
第二年开春，我跟王秀兰结了婚。婚礼简单，摆了十桌。赵大柱来了，钱老五来了，孙会计也来了。王秀兰穿着红棉袄，头上别着红花。拜堂的时候，她攥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
“陈建国。”
“嗯。”
“你以前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我想了想。火车上那个姑娘的脸，模模糊糊的。可那双眼睛，亮亮的。我记得。
“没有。”我说。
她笑了。攥着我的手松了松。
十
2000年，我跟王秀兰有了第一个孩子。闺女。2003年，儿子出生。2005年，我在镇上开了个家具厂。2008年，买了第一辆面包车。2012年，盖了楼房。
日子一天天过。王秀兰是个好媳妇。能干，孝顺，不跟人红脸。她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把两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我爹我娘逢人就夸。
有一回，王秀兰收拾柜子，翻出个东西。
“陈建国，这是啥？”
我走过去看。是那包信阳毛尖。纸包彻底旧了，边角破了，用橡皮筋捆着。里面的茶叶早不能喝了，干得跟枯叶似的。
“一包茶叶。忘了扔。”
“谁给的？”
“以前一个朋友。”
“啥朋友？”
“火车上认识的。”
“男的女的？”
我看着她。她拿着那包茶叶，歪着头看我。嘴角带着笑，可眼睛里有点东西。
“女的。”
“哦。”
她没再问。把茶叶搁回柜子里。关上门。转过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晚上吃啥？”
“随便。”
“炖排骨？”
“行。”
她进了厨房。我站在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柜门打开，把那包茶叶拿出来。搁在手里掂了掂。轻了。比当年轻多了。可拿在手里，还是那个分量。
我把它放回去。关好柜门。
十一
去年，闺女带对象回来过年。
小伙子是信阳人。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带了包茶叶。信阳毛尖。纸包的，跟当年那包一模一样。
“叔，这是我家自己种的。你尝尝。”
我接过来。看了看纸包。看了看上面的字。信阳毛尖。
“信阳哪儿的？”
“平桥区的。”
“平桥区。”我念叨了一遍，“你们那儿有个叫林小燕的不？”
小伙子愣了一下。
“林小燕？那是我姑啊。”
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
“你姑？”
“嗯。我姑叫林小燕。嫁到平桥区了。你认识我姑？”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柜子前面。打开柜门，把那包旧茶叶拿出来。搁在桌上。纸包破了，用橡皮筋捆着。里面的茶叶干得发黑。
小伙子凑过来看。
“这啥？”
“一包茶叶。”
“信阳毛尖？”他翻过来看纸包上的字，“这包装……得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多年了。”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带着问号。
“你认识我姑？”
“认识。”我坐下来，“94年，火车上。她发高烧，我照顾了一宿。”
小伙子嘴张了张。然后掏出手机。
“叔，我给我姑打个电话。”
“别——”
他已经拨出去了。
“姑，我信阳小李。我在郑州呢。在对象家。她爸说认识你。94年火车上，你发烧，他照顾了你一宿。你还记得不？”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沙哑的，带着鼻音。可还是那个调子。
“陈大哥？”
我接过手机。攥着，贴在耳朵上。
“林小燕。”
“陈大哥。”她的声音变了。有皱纹了。可那个“陈大哥”三个字，跟二十多年前一样。
“你咋样？”
“好。好。”她顿了顿，“你给我的军大衣——我洗干净了，一直收着。”
“那件军大衣还在？”
“在。我每年晒一回。”
我说不出话了。坐在椅子上，攥着手机。闺女、对象、王秀兰都在旁边看着。我没理他们。
“陈大哥。”
“嗯。”
“我后来去找过你。郑州下的，我不知道你具体住哪儿。在郑州站转了两天。”
“你咋不早说？”
“我不知道你叫啥全的。就知道个陈大哥。郑州那么大。”
我攥着手机。眼眶热了。别过脸去，擦了擦。
“那包茶叶——”
“你喝了没？”
“没舍得。还搁在柜子里呢。”
她笑了。笑声从手机里传出来，沙沙的。
“陈大哥，你还是那样。”
“哪样？”
“傻。”
十二
那天晚上，我把那包旧茶叶泡了。
干得发黑的叶子，搁在杯子里，倒上热水。叶子慢慢舒展开来。水黄了，透亮透亮的。我端起来，抿了一口。涩。可咽下去以后，嘴里是甜的。
王秀兰坐在我旁边。
“好喝不？”
“好喝。”
“比新茶好喝？”
“不一样。”
她看着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去厨房端了盘水果出来。搁在桌上。
“陈建国。”
“嗯。”
“你当年要是留了她的地址——”
“没留。”
“后悔不？”
我想了想。看着杯子里的茶叶。浮浮沉沉的，慢慢落到底。
“不后悔。”
“为啥？”
“留了地址，可能就成家了。成家了，就没你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打我胳膊一下。手劲还挺大。
“老不正经的。”
“我说真的。”
她靠过来，脑袋搁在我肩膀上。看了一会儿电视，睡着了。
我端着茶杯，一口一口地喝。窗外有鞭炮声。快过年了。跟1994年那个晚上一样。可不一样了。那年我一个人在火车上。现在我身边有人。桌子上有茶叶。杯子里有水。
那包旧茶叶，我后来没喝完。搁回柜子里。跟新茶叶并排放着。一包是1994年的。一包是2024年的。三十年。两包茶叶。
闺女问我：“爸，那包旧的你咋不扔？”
“不扔。”
“为啥？”
“留着。”
“留啥念想？”
我看着那包破旧的纸包。
“留着记得，你爸当年也年轻过。也在火车上照顾过一个人。”
闺女撇了撇嘴。她不懂。王秀兰在旁边笑。
“别问了。你爸那点事，就搁柜子里吧。”
柜门关上了。两包茶叶并排搁着。一包旧的，一包新的。一包是火车上的姑娘给的。一包是闺女的对象的姑给的。
一样的茶。一样的地方。隔了三十年。
【作者小结】
这个故事写的是“缘分”。陈建国在火车上照顾了一个发高烧的姑娘。就一宿。
他没留地址，没留电话。可那包茶叶他留了三十年。他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了。可闺女的对象偏偏是那姑娘的侄子。
一包旧茶叶，把三十年前的事翻出来了。林小燕也留着那件军大衣。洗了，每年晒一回。
两个人谁也没找谁。可都留着对方的东西。这就是缘分——不一定能在一起。可那份情分，搁在柜子里，搁在衣柜底下，三十年不坏。
陈建国最后说“不后悔”。留了地址，就没王秀兰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缘分，是用来记着的。不是用来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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