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这个消息传出后，真正棘手的并不是一位统治者的离场，而是北洋集团失去了能够压住各方的人物。袁世凯并非贤明政治家，却有足够的威望和手腕维持表面上的统一。
他的去世，使北洋内部原本被压住的矛盾迅速浮出水面。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人各有地盘、军队和政治算盘，中央权力逐渐空心化。此后，各地军事集团不再只是听命于北京，而是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
奉系能够在东北站稳脚跟，靠的不只是张作霖个人的强硬，也离不开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
杨宇霆长于谋划和军政统筹。他熟悉部队编制、后勤补给与作战部署，常常替张作霖处理大量军事事务，被称作奉军的“智囊”。他未必总在前线，却能影响一场战役如何展开，属于典型的参谋型人物。
郭松龄则更擅长带兵冲锋。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多路受挫，郭松龄所部却保持了较强战斗力，阻止了直军继续向关外推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又成为奉军的重要攻击力量。
有意思的是，杨宇霆和郭松龄一文一武，本来是张作霖最倚重的组合，后来却都与奉系最高权力发生冲突。1925年，郭松龄起兵反奉，失败后被杀；1928年，杨宇霆又在沈阳被张学良处决。奉系内部的权力矛盾，由此暴露得十分彻底。
皖系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而徐树铮是其中最具个人色彩的将领。徐树铮既能处理军政事务，也重视边疆经营。1919年，他率部进入外蒙古库伦，恢复了北洋政府在当地的部分控制，但这一行动并没有改变此后外蒙古局势的整体走向。
徐树铮的问题，在于才气与性格同样锋利。他擅自处决陆建章，令直皖两系关系进一步恶化。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迅速败退，徐树铮失去政治依托。1925年12月30日，他在廊坊附近被冯玉祥部下杀害，年仅四十七岁。
直系中最有名的将领，无疑是吴佩孚。冯国璋去世后，曹锟成为直系的重要领袖，而吴佩孚则负责军事实力的扩张。他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军，又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击败奉军，声势一度达到顶峰。
吴佩孚善于经营部队，也重视阵地作战和铁路运输。有人曾问他：“若再与奉军交手，胜算有几分？”他没有夸口，只回答：“兵力、地势、军心，缺一不可。”这类说法未必是确切史料，却反映出吴佩孚重视实际条件，而非只靠声望决胜。
晋绥军的核心是阎锡山。阎锡山善于经营山西，把军队、财政和地方行政结合起来，使晋绥军保持了较强的持续作战能力。徐永昌是晋绥军中的重要将领，傅作义也出身于这一系统，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声望。
西北军的将领构成更为复杂。冯玉祥麾下曾有佟麟阁、赵登禹、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人。有人长于训练，有人善守城防，也有人擅长大兵团调动。西北军虽然内部变化频繁，却为后来中国军队培养了不少骨干。
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最为突出。李宗仁重视部队整肃，白崇禧则以谋略和指挥见长，两人一主一辅，使桂军在南方政局中长期保持影响力。廖磊、李品仙等人，也都是桂系重要将领。
川军内部派系众多，彼此之间常有冲突，但其中同样不乏能打硬仗的人物。刘湘是川军的重要首领，王铭章、李家钰、杨森、郭勋祺等人，则分别在地方作战和抗战时期留下了名字。尤其王铭章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前后的战斗中坚守滕县，最终殉国。
这些军事集团的兴衰，不能只看首领个人。军队训练、财政来源、地盘交通以及将领之间的信任，往往共同决定成败。民国军阀混战留下的，并不只是几个首领的名字，还有一批从地方部队中成长起来、后来走上全国战场的军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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