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长廊里，冯玉祥是一个绕不开、却又争议极大的名字。他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头兵起步，一路摸爬滚打，成为拥兵数十万、雄踞数省的西北军统帅，人称“布衣将军”“基督将军”“倒戈将军”。他身着粗布军装，与士兵同吃同住，一副简朴爱兵的模样；可一转身，他又能当众掌掴麾下大将，动辄以军棍打罚。他皈依基督教，以“基督将军”闻名中外；却又一生八次倒戈，翻脸如同翻书。他高呼抗日、忧国忧民，写出气壮山河的誓言；却在淞沪会战的关键时刻，因惧怕日军空袭而躲进山洞，把指挥大权拱手让人。
图1 冯玉祥，“布衣将军”“基督将军”“倒戈将军”，近代史上评价两极的争议人物
这样一位人物，究竟是真英雄，还是伪君子？是爱国将领，还是投机军阀？几十年来，史家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褒之者赞其清廉朴素、顺应潮流、爱国抗日；贬之者斥其封建家长、反复无常、胆小避战。本文无意替哪一方盖棺定论，而要从史料与亲历者的记述出发，还原一个真实而多面的冯玉祥，尤其是他封建家长制治军的严苛、“基督将军”名号背后的形式与工具化、一生八次倒戈的反复，以及淞沪会战中堪称拙劣的表现。唯有正视这些，才算真正走近了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冯玉祥出身寒微。他1882年生于直隶青县一个贫苦农家，原名基善，十六岁便投军入伍，参加了袁世凯所建的新军，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凭着过人的勤勉与机敏，从哨兵一步步升到旅长、师长、督军，最终成为雄踞一方的西北军统帅。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近代最剧烈的那段变革。也正因为出身底层，他的身上既有草根将军的朴素与直率，也浸染了旧军队中那一套家长式的专横与粗暴。要理解冯玉祥，先得理解他走过的这条崎岖的路。
一、封建家长制：把军队当成自家的“大家庭”
冯玉祥治军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整个军事集团当作一个“大家庭”，把自己与部下的关系看作“父兄子弟”的关系。这种家长制治理，表面上亲如一家、军纪森严，骨子里却是绝对的服从与毫无尊严可言的人身控制。在他麾下，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都必须像儿子、甚至孙子一样服从于他，稍有不从，便是罚跪、打军棍、扇耳光，而且常常当着众人的面进行，让将领颜面扫地。
种种体罚在西北军中几乎是家常便饭。据史料记载，西北军官兵凡有过错，必以军棍伺候，且打军棍要一棍一棍数着打，半点马虎不得。更荒唐的是，有时将领升迁，也要先挨上一顿军棍，然后再派令升官，令人啼笑皆非。具体到人，更是触目惊心：张自忠只因操场没有扫干净，便被罚过跪；值日旅长宋哲元因查岗迟到，冯玉祥竟让人用担架把自己从北京协和医院抬回练兵场，当众责打宋哲元四十军棍，并通报全军高级将领；韩复榘被冯玉祥用鞋底打过屁股，又被打过军棍，后来在华阴军事会议上，冯玉祥还当众掌掴已是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丝毫不留情面。至于普通士兵，犯错小则罚跪、棒喝、皮带抽打，重则枪毙，其严苛可见一斑。
然而，冯玉祥治军又有极“暖”的一面。他亲自为士兵剪脚趾甲，亲自给士兵抬馍、夹菜添饭，与士兵蹲坐在一起吃粗饭。这些举动让他赢得了“爱兵如子”“布衣将军”的美名，也确实带出了一支吃苦耐劳、纪律严明的劲旅。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暖”，是建立在绝对服从和人身依附之上的家长式恩义，而非近代化的制度与尊重。将领们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却早已积怨。正如后世研究者所指出，这种封建家长式治军的最大弊病，就是把全军视作私人的势力，将领无论官职高低、战功大小，都必须绝对服从、毫无尊严，一旦有人稍有怨言或羽翼丰满，便极易离心离德、临阵倒戈。
冯玉祥不仅打兵，还带着全军过清教徒般的苦日子。他要求部下生活极端简朴，自己穿粗布衣服、吃青菜豆腐，也下令将领们不得奢侈享受。据说有一年军饷匮乏，他竟给士兵发几个石榴充当军饷，把吃苦受穷当成本事来标榜。
西北军上下在这种禁欲主义的规训下，人心难免离散，看着中央军的师长们抽大烟、养姨太太、花天酒地，自己却在苦寒的西北挨冻受穷，将领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早已不满。这种“水清则无鱼”的极端作风，同样是西北军分崩离析的深层原因之一。
西北军的军棍，甚至打出了“名堂”。据曾任西北军军官者回忆，冯玉祥的部队打军棍有一项规定：必须一棍一棍数着打，一点也不能马虎，若是执行者不认真打，反过来就要挨打。曾有一次宣布每人打四百军棍，全场肃然，人们都在担心这四百军棍如何吃得消。如此严苛的“棍棒纪律”，在旧中国的大小军阀中可谓独树一帜。冯玉祥就是用这一把把军棍，把一个山头、一个军纪森严却又人心背离的军事集团“打”了出来。
而历史也证明了，这种家长制最终酿成了西北军的众叛亲离。中原大战前后，冯玉祥麾下大将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先后叛冯投蒋；大战之中，梁冠英、庞炳勋、刘茂恩等又相继倒戈；大战之后，宋哲元、孙连仲等也弃他而去。号称拥兵数十万的西北军，竟在一次次倒戈中土崩瓦解。究其根源，除了利益诱惑，冯玉祥那套非打即骂的家长作风，正是把将领们一个个推走的无形之手。一个把部下当儿子、当孙子随意打骂的统帅，又如何能指望部下真正忠诚于他？
二、基督将军：名义的皈依与工具化的信仰
冯玉祥的另一个著名标签，是“基督将军”。1913年，他在北京由牧师刘芳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此后，他不仅自己信教，还让自己的手下官兵集体皈依基督教。据记载，他曾在营中设立礼拜堂，每周日请牧师向官兵宣讲教义；他甚至用胶皮水管给士兵集体施洗，一次竟有五千多名官兵同时受洗，因人数太多，需十几位牧师分头施洗。浩浩荡荡的“受洗仪式”，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动员。
冯玉祥信教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他在1913年受洗时，看重的并不是什么教义，而是他发现许多基督徒不抽烟、不喝酒、家中女眷不缠小脚、孩子识字念书，这些“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他有吸引力。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把基督教当作整顿军队、约束士兵的工具，用宗教的清规戒律来管束一群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让他们不嫖、不赌、不抽大烟，服从纪律。用后世研究者的话说，他是“利用宗教力量来控制军队”，所以才得了“基督将军”这个称号。
更耐人寻味的是，冯玉祥的信仰并不可靠，甚至可以说相当善变。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概括：“洋人面前信耶稣基督，苏联人面前信马克思和列宁，国民党中讲三民主义。”这种“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信仰态度，与他一生八次倒戈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他把宗教当作工具，也把信仰当作标签，今日信耶，明日信马，究竟何者为真，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因此，那个广为流传的“基督将军”美名，其光鲜的外表之下，其实不过是又一个被用来服务于权力与军队的工具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冯玉祥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全然虚假。他确实经常出入教堂，也确实在受洗后努力戒除恶习，以基督教的标准约束自己，这一点在他一生中多少有些体现。问题是，他始终没能把这种信仰内化为稳定的价值观，而更多是当作一种统御军队、标榜自我的手段。信仰一旦沦为工具，其虔诚与否，便很难再有多少分量了。
三、倒戈将军：八次易帜的反复
如果说封建家长制和“基督将军”还只是治军与信仰的问题，那么“倒戈将军”这个绰号，则把冯玉祥政治品德剥露无遗。他一生多次变换政治立场，后人统计其倒戈共有八次：滦州起义倒清廷；护国运动倒袁世凯；武穴停兵倒段祺瑞；北京政变倒吴佩孚；拉郭松龄倒张作霖；五原誓师倒北洋；国共分裂倒共产党；中原大战倒蒋介石。每一次“跳槽”，他都能精准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仿佛天生一副“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装个风向标”。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倒戈，当属1924年的北京政变。彼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首领吴佩孚在山海关一线与奉军激战正酣，他素来倚重的前线大将冯玉祥却在阵前突然倒戈，暗中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同盟，率部从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于10月22日夜一夜之间占领北京，包围总统府，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迫使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职务。前线吴佩孚闻讯军心大乱，全线溃败，仓皇外逃。这位“北洋虎将”，就这样被自己最信任的部下一击致命。冯玉祥由此彻底坐实了“倒戈将军”的名声。
冯玉祥为何如此频繁地倒戈？他自有他的逻辑。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丛林法则里，像他这样没有嫡系背景、靠个人奋斗起家的将领，一旦失去军队便什么都不是。保住这支军队，就是他最大的政治；而每次倒戈，都是为了给这支军队寻找新的出路、新的靠山。所以，他倒张勋，是因为张勋复辟必败；他倒吴佩孚，是因为直系气数已尽；他倒蒋介石，是因为分赃不均、地盘被削。这种以保存私兵为核心的投机，说到底是军阀政治的必然产物。
冯玉祥倒戈的后果，往往极为惨烈。他每一次易帜，几乎都以旧主的名败身死、或数十万军队的土崩瓦解为代价。1924年他一倒戈，直系政权瞬间垮台，吴佩孚仓皇外逃；1925年他拉拢郭松龄倒张作霖，却又在关键时刻背弃盟约，一兵不发，反而趁机抢占河北，断了郭松龄的后路，令其腹背受敌、一月而亡。在冯玉祥的词典里，所谓“盟友”“恩义”，都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
更有意味的是，冯玉祥不仅对外“倒戈”，对内也常常翻脸不认人。他的许多老部下，都是他从一个小兵一手带起来的，可说情同父子；可一旦有人触怒了他，他照样当众打骂羞辱，丝毫不念旧情。这种对内对外都缺乏真正情义与原则的行事，使他在得势时众星捧月，失势时却四面楚歌，最终众叛亲离。所谓“倒戈将军”，倒的不只是政治阵营，更是人心与情义。
正因为如此，冯玉祥历来毁誉参半。批评者称他是“民国吕布”，讽其反复无常；民国政要徐永昌更直言他“论变不论常”，有点“时髦肤浅”，凡事只讲变通、不讲原则。而力挺者则辩称，冯玉祥的八次倒戈多是顺应潮流、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公允地说，冯玉祥的倒戈中确有不少顺应了历史大势（如倒张勋、倒袁世凯、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但也夹杂着大量争夺地盘、保存实力的私心。其政治品格之复杂，正是他人格之复杂的缩影。
四、怕死：铁汉的另一面
冯玉祥身高一米八几，体魄魁梧，一副硬朗霸气的军人形象。可就是这样一位“铁汉”，在淞沪会战期间却暴露出一个极大的短板，极度惧怕日军的飞机轰炸。这成为亲历者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张发奎的口述自传记载，淞沪会战初期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日军飞机突然来袭，防空警报骤然拉响，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竟慌慌张张地冲出会场，直奔稻田躲避，结果一个跟头摔得满身泥巴，那副狼狈模样，让在场的将领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另一位亲历者黄琪翔的传记中，也记载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见闻：白崇禧奉命到前线慰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却两次都找不到人。第一次以为冯外出巡视，第二次再去依旧不在。白崇禧忍不住向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发问：“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两次不见？”顾祝同这才道出实情：冯玉祥因为害怕空袭，白天根本不在战区长官部，而是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路之外的宜兴张公洞里，只有偶尔夜间才到长官部，平时把私章交给顾祝同，公事一概由顾处理。
图3 淞沪会战期间，闸北阵地上严阵以待的中国士兵，战争前线，与躲在百余里外山洞的司令长官形成鲜明对照
还有史料记载，冯玉祥在苏州视察时又遭遇日军空袭，这一次他不得不躲进一片西瓜地里的窝棚藏身；而就在他结束视察返回无锡的途中，还得知日军飞机再次轰炸了距他指挥部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这一连串的空袭经历，彻底打击了他的信心，从此他再也不愿意亲自到前线去了。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在军阀混战中出生入死的老将，竟被飞机轰炸吓破了胆，这不能不说是淞沪会战中一个极为尴尬的画面。它也让人们看到，冯玉祥的勇武与胆魄，更多停留在军阀混战那种刀对刀、枪对枪的旧式战争里；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现代战争，他既指挥不来，也胆怯不前。
其实，冯玉祥对飞机的畏惧，早在中原大战时就已埋下伏笔。那时中央军出动空军助战，西北军士兵一看见飞机就吓得腿软尿裤子。冯玉祥为了安抚军心，问士兵们：“你们说说，空中飞机多还是乌鸦多？”众人答乌鸦多。他又问：“那乌鸦拉屎时掉到你们头上没有？”众人答没有。冯玉祥便说：“所以说，飞机投弹时命中的机会更少，大家不必害怕。”话虽如此，他自己面对日机时的狼狈，却与这番豪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嘴上说“不怕”，身体却很诚实，这大概是冯玉祥身上最讽刺的一幕。
五、淞沪会战中的拙劣表现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副委员长冯玉祥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淞沪抗战。从名义上看，这是何等重要的职位，第三战区辖区包括江苏南部和浙江全省，是淞沪战场的中枢。然而，这个司令长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空架子。
蒋介石虽任命冯玉祥为主官，骨子里却对其并不信任，故用心腹干将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特地交代“以顾副长官之命令为命令”。这样一来，冯玉祥的司令长官根本指挥不了任何部队，什么事也管不了。更严重的是，冯玉祥也确实指挥不了现代化战争。淞沪战场是立体化的现代战争，海陆空协同、多军种配合作战，而冯玉祥那套军阀混战中练出来的老经验，早已不合时宜。加之参战的各路部队，尤其是黄埔系的嫡系将领们，又岂肯把一个没有兵权、又不被委员长信任的司令长官放在眼里？于是，冯玉祥名义上是最高指挥官，实际上既无实权，也无威信，成了一个尴尬的“挂名司令”。
图4 淞沪会战中依托战壕作战的中国士兵，真正的战场，容不下一丝一毫的迟疑与躲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拙劣”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既不去前线指挥，也不去苏州的战区长官部办公，更谈不上制定像样的作战计划，而是长期躲在宜兴张公洞那个巨大的溶洞里，距前线数百里之遥。白天他几乎从不露面，把指挥大权连同私章一起交给了顾祝同，自己倒是有大把时间在洞里写抗日诗。8月20日他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到9月12日就被调离，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前后不到一个月。这样一位高呼抗日的爱国将领，在民族最危难的关头、在淞沪前线炮火连天的时候，却选择躲在山洞里避战，这份反差，实在令人唏嘘。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投入七十余万兵力，浴血奋战三个月，伤亡高达三十万。就在这样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背景下，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冯玉祥却躲在山洞里写诗、避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强烈的讽刺。他的老部下们在前线拼死，他自己却安然躲在百余里外的溶洞，指挥权尽付他人。后人读史至此，每每既叹其惜命，又为其错过亲临前线、领导抗战的机会而惋惜。
后人回顾这段历史，对冯玉祥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普遍评价不高。白崇禧便曾批评，无论是在淞沪会战还是后来指挥第六战区的作战中，冯玉祥都表现出消极避战、应对敷衍的态度，多次贻误关键战机，对战场局势造成不良影响；并指责他性格优柔寡断、行事反复无常，军事思想严重落伍。当然，也须客观叙及其积极的一面：冯玉祥在“八一三”开战后曾写下七条遗嘱，表明抗战决心，不惜随时为国赴死；他也较早提醒指挥部警惕杭州湾方向，提防日军登陆包抄后路。这些说明他并非全无血性，只是空有报国之心，却既无指挥之权，又无临阵之勇，最终只能在淞沪战场上留下一个尴尬的身影。
冯玉祥在淞沪战场的这种处境，可以看出蒋介石政权内部的纠结矛盾：一方面，蒋介石需要一个有声望的老将来“镇住”各系诸侯，给全国一个团结抗日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又绝不肯把实权交给这位曾八次倒戈的老将。于是，冯玉祥这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就成了一个既要装点门面、又不能放手用权的尴尬存在。而他本人的避战与无能，又反过来印证了蒋介石不肯授他以实权的“先见之明”。
六、如何评价冯玉祥
评价冯玉祥，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他身上集合了太多矛盾：既封建，又朴素；既信教，又善变；既爱国，又避战；既爱兵，又打兵。任何单一标签都无法概括他。
从积极面看，冯玉祥确有其令人尊敬之处。他出身贫苦，一生清廉俭朴，不贪财、不纳妾、不置豪宅，在同时代军阀中堪称异类；他重视教育，在所部推行识字与读书；他拥护北伐，发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九一八事变后，他最早大声疾呼抗日，并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抗战期间，他四处奔走，为抗战募捐筹款。正因为这些，他赢得了“爱国将领”的称誉，1948年他在赴解放区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后，周恩来评价他“瑕不掩瑜”，中共更是郑重其事地为他选择墓址安葬。
但从另一面看，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和政治人物，冯玉祥的缺陷又是那样明显：他奉行封建家长制治军，对部下非打即骂，埋下了西北军分崩离析的祸根；他的“基督将军”信仰多带形式化与工具化的色彩，谈不上虔诚与真诚；他一生八次倒戈，虽有顺应潮流之处，却也难免投机自保之讥；他临阵惧空袭、避战怕死，在淞沪会战这个民族存亡的关头，表现得既无指挥之能，也无当仁不让之勇。凡此种种，都不是一句“瑕不掩瑜”所能轻轻带过的。
当然，也必须看到，冯玉祥的许多“倒戈”，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他推翻张勋复辟、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北伐、组织抗日同盟军，这些选择无不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有利于民族的利益。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诸多军阀中脱颖而出，赢得后人部分的好评。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既不能只看他的私德，也不能无视他的原则缺失，而应当把他的全部言行放在时代的天平上，作综合的考量。
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身后的纪念同样充满矛盾。在石家庄，至今矗立着他的墓地与纪念设施，中共领导人为其题字，视其为爱国民主人士；而在许多民间历史叙事里，他却始终摆脱不了“倒戈将军”“民国吕布”的讥评。两种形象同时存在，恰恰说明他的人格与历史定位之复杂。他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物，而是那个时代种种矛盾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
公允地说，冯玉祥是一个复杂得近乎分裂的历史人物。他既有旧式军阀的一切劣根性，又有新式爱国者的赤诚情怀；他既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过历史的进程。评价他，与其简单定性为“英雄”或“军阀”，不如把他放回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危亡交织的时代，看到他身上的光明与阴暗如何彼此纠缠，看到他的每一次选择背后，是怎样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利害。唯有如此，才不负“真实”二字。
冯玉祥最终于1948年9月，在应中共中央之邀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途中，因轮船在黑海失火而不幸遇难，终年六十六岁。这位一生叱咤风云、争议不断的“布衣将军”，以这样一种意外的方式，走完了自己传奇而又复杂的一生。他的离去，也为关于他功过是非的争论，画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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