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里，九品小官李善德拿着朝廷发的那点俸钱，最后在长安买了房。
这事儿放在唐代，听着像是小说家言，但翻开史料你会发现，基层文官的收入，确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体面。
问题是，这份体面到底够不够用？
一个正九品的校书郎，月俸一千五百文，能不能养活一家老小？
同样是九品官，京官和地方官的日子差距能有多大？
更关键的是，那些写在典章制度里的数字，和官员们实际拿到手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唐代官员的收入，账面上看起来清清楚楚。
俸钱按月发，禄米按年给，还有职田的地租收入。
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
贞观初年，朝廷按散官品级发俸，结果发现这个办法太费钱。
到了乾封元年，改成按职事官发，不管你是正九品上还是正九品下，只要都是九品，拿的就一样多。
校书郎和正字，每月都是一千五百文。
开元年间物价涨了，俸钱也跟着涨，但还是按职事官品级来。
到了大历年间，规矩又变了。
这回不看品级，看职位轻重。
同样是从五品上，郎中月俸两万五千文，著作郎却只有两万文，因为郎中的活儿要紧得多。
更离谱的是，正九品的校书郎月俸六千文，从八品的律学博士反而只有四千一百七十五文。
这种倒挂现象说明一个道理唐朝官场，品级不能说明一切。
地方官的俸钱，更是另一套算法。
唐前期没有固定数额，全看州县公廨本钱的利息收入。
《夏侯阳算经》里有道题，算的就是这笔账本钱八百八十贯，月息百分之六，扣掉公廨伙食费，剩下的按份子分。
太守拿十份，别驾七份，司马五份，参军两到三份不等。
安史之乱后，外官俸钱改由朝廷统一发放，有了固定数额。
会昌年间定下的标准，一直用到唐末。
县尉月俸两万文，州参军和判司三万五千文，刺史按州的等级，从五万到八万文不等。
这些数字摆出来，对比就很明显了。
大历年间，外官县尉月俸两万文，京官校书郎只有六千文，差了三倍多。
贞元年间京官俸钱大涨，校书郎涨到一万六千文，总算把差距缩小了一些，但还是比不过外官。
最风光的是幕府职官。
巡官、推官、掌书记，月俸能拿到五万文，跟郎中、员外郎这些中层京官平起平平坐。
李商隐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幕府混，很多人说他官运不济，但就收入来说，他过得比那些在京城熬资历的同龄人舒坦多了。
李德裕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
他二十七岁任校书郎，月俸一万六千文。
四年后到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幕下当掌书记，月俸一下子涨到五万文，涨了三倍还多。
两年后他跟着张弘靖进京，任监察御史，月俸反而掉到三万文。
当然，监察御史是清要之职，往上升的路子比掌书记宽得多，但就眼前的日子来说，确实没幕府时滋润。
这些俸钱够不够花？
白居易任校书郎时写过，月俸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听着挺满足。
京兆府户曹参军当了翰林学士，写诗说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当观察推官三年，月俸三万文左右，后来给朋友写信说，比起以前没官职时衣食于人的穷酸样，丰约百倍。
到徐州张建封幕府后，还没开始干活，就写诗说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这些积蓄显然是在董晋那儿攒下的。
县尉和县丞的收入也够买房。
《旧唐书》记载，宰相李义琰的弟弟李义琎当岐州司功参军，给哥哥买木材盖房子，李义琰不肯收，说这是招祸。
李义琎回了一句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
意思是当上县丞县尉，就该开始置办房产了，这是常态。
但也有例外。
王府的判司和参军，月俸只有六千文和四千文，远低于一般县尉的两万文，连校书郎都不如。
宋代洪迈说王府官猥下，确实有道理。
账面上的数字是一回事，实际到手又是另一回事。
白居易挂职京兆府户曹时说俸钱四五万，但典章规定的是三万五千文。
他在江州当司马，说月俸六七万，典章规定的上州司马俸钱是五万文。
陈寅恪因此推断，中晚唐地方官除了法定俸钱，还有不少不载于法令但算正当的收入。
这些额外收入从哪儿来？
两税法实施后，地方上缴完该交的税，剩下的可以自圆融支给。
还有各种名目的杂钱，比如纸笔钱。
贞元十二年，信州员外司马卢南史因为官闲没事干，把配给的书吏放回家，收了人家五年的纸笔钱，一共六十贯。
刺史告他贪赃，皇帝派人查，结果裴澥说虽于公法有违，量事且非巨蠹，皇帝也说此事亦未为甚，就这么过去了。
大中二年有份奏疏，提到州府钱物无巡院觉察，多被官吏专擅破除，意思是地方官把公款挪作他用，或者借给别人收利息，这种事很普遍。
只要不太过分，上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外官收入高，高到什么程度？
杜牧做司勋员外郎，月俸四万文，他觉得养不起家里四十口人，三次上书求调杭州刺史。
杭州是上州，刺史月俸八万文，整整多了一倍。
他在《上宰相求杭州启》里说得很直白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
大中五年，杜牧从湖州刺史调回京城任考功郎中，月俸降到五万文。
但他一回长安，就有钱修治城南樊川别墅，还常请亲友去玩。
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里说得明白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
在湖州当刺史一年多攒下的钱，回京城后够他大手大脚花的。
从这些例子看，唐代基层文官的俸钱，确实能提供不错的生活。
地方官比京官富裕，幕职官比正规州县官收入高，这是普遍现象。
至于李善德那样的九品小官能不能在长安买房，要看他有没有地方任职的经历，以及那些写在账面之外的收入，到底落进了谁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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