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三邀》第九季收官特别篇《寻找费孝通》上线。
许知远重新走过江南江村、昆明魁阁和广西大瑶山，寻找费孝通的生活遗迹，也追问一个更切近今天的问题：当技术迅速改变社会，当知识与现实日渐疏离，我们还能不能像费孝通那一代人一样，相信理解社会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十三邀》第九季《寻找费孝通》截图
沿着这趟旅程，我们看到的也不再只是那位白发、慈祥、享有盛名的社会学家，而是一个年轻的冒险者、一个被爱情与死亡改变的人、一个毕生志在富民的行动者以及一个直到晚年仍在行行重行行的人。
《十三邀》第九季《寻找费孝通》截图
01
那个敢于冒险的年轻人
说到费孝通，许多人首先浮现出的是他慈眉善目的形象，以及他为人所熟知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概念。
跟随《十三邀》的镜头，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孝通：他曾是心思细腻的学生，会写对校园与老师充满感情的文章；十几岁时也已显露很强的组织与改良意识，提出具体的学校改革建议。
费孝通在东吴大学时任学生会秘书、校刊
通讯秘书，图为费孝通（右2）与校刊同事合影
1935年，刚刚结婚不久的费孝通与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调查。那时的人类学研究，常常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文化”，中国学者则试图用新学到的方法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费孝通后来回忆，他们之所以走进瑶山，是因为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理论，想要“走到实地里去”，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一点真正来自现场的材料。
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
这不是一次安全从容的学术旅行，山路崎岖，交通闭塞，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十分陌生。最不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山中迷路事故，让他痛失爱妻、身受重伤。
这段刻骨铭心的遭遇，成为他人生无法抹去的阴影。《江村经济》的扉页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饱含着个人的哀思与追念。
费孝通晚年前来大瑶山的“王同惠纪念亭”，这是他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登上亭子前，他停下脚步，拿出梳子，打理了一番自己的头发。
学者袁长庚在节目中谈到，那一代人的珍贵之处，正在于一种“天真的无畏感”。他们当然知道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却仍然相信知识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他为何终其一生都离不开“田野”。
节目中特别指出，《江村经济》经典化也与时代相关。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海外读者从中国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看见中国社会坚持抗战的韧性。
1940年代，《江村经济》被收入卡尔·曼海姆主持的“国际社会学与社会重建丛书”，成为其中重要的非西方著作。
现在日本入侵，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打破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的恶性循环。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它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江村经济》
02
他善于从日常看见结构
费孝通获救后，由于伤势和精神打击，曾一度陷入极深的痛苦。1936年，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这个位于太湖流域的江南村庄，后来以“江村”之名进入社会学和人类学史。
1936年，费孝通前往开弦弓村参观访问
如果只从今天的眼光看，村民种桑、养蚕、缫丝，不过是一些寻常的乡村生活。但费孝通看到的，不只是稻田、河流和农户。
他发现，一个看似普通的生产动作，背后连接着家庭分工、土地制度、乡村手工业、城市资本和国际市场。村民的生活并不封闭，他们早已被卷入世界经济的波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机制丝进入国际市场，世界经济危机又使蚕丝价格大幅下跌。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当地改良蚕种、引进机器缫丝、推动合作社，希望村民不只出售原料，也能参与加工并分享利润。这些实践让费孝通意识到，中国乡村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落后。
费达生等人创建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开弦弓村村民在村办工厂中劳动
《江村经济》始于现实并回应现实，在《乡土中国》中他则是从人们熟悉的生活出发，把抽象问题转化成可以理解的比喻。他不是先拥有理论，再到现实中寻找例证；更多时候，是先被现实中的某个现象抓住，再努力为它找到合适的语言。
学者袁长庚在节目中说道，如果费孝通生活在今天，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公共表达者。他反应敏锐、语言生动，能够直接进入社会议题，又很少用概念把人拒之门外。
1991年9月，武陵山区龙山调研期间，费孝通试吹当地民间乐器“咚咚喹”。
不过，这并不是说费孝通会追逐流量，而是说他始终重视知识与普通人的联系。正如邱泽奇老师在节目中指出的，他晚年最看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希望把复杂的道理讲成老百姓听得明白的话。
对他而言，学问真正完成的时刻，不是一个概念被同行认可，而是它重新回到生活中，提供给人们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人们看见自己所处的社会。
03
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
在《十三邀》中，学者朱晓阳带着许知远寻找费孝通当年在昆明居住和工作的旧址。看到房屋年久失修，他与当地人商量修缮办法，建议发动村民和社会力量，把旧居变成一个小型展览空间。
《十三邀》第九季《寻找费孝通》截图
这个行为触动了许知远：一个微小的事情可以转化成一种行动，这个行动会产生某种结果。研究者来到现场，只负责记录和解释吗？当他看见具体的问题时，是否也应尝试参与改变？
费孝通并不把社会学理解为一套远离现实的概念体系。《江村经济》关心农民如何摆脱贫困；抗战时期在昆明主持“魁阁”研究，他带领着一批年轻学者，守望新中国建设；恢复学术工作以后，他又继续发光发热，奔波在村庄与乡镇之间。
1985年，费孝通第十次到访江村
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人文价值再思考》中，费孝通曾这样说道，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这不是他的旨趣。他坚持认为，如果人类学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一份“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其存在的价值。
1991年，费孝通在河北广宗大东村农民家了解竹帘生产情况。
在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传统中，这种立场有时会显得不够纯粹。不过，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研究者拥有价值，而是他不肯说明自己的立场。
务实的精神渗入学术领域，最终形成了费孝通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
04
晚年的费孝通想得更高更远
如果只把费孝通理解为传统乡村的解释者，就会错过他晚年最重要的思想变化。
年轻时，他首先关心的是贫困问题和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晚年，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他开始关注和反思文化失衡、精神空虚和不同群体如何相处的问题。
由此，费孝通把目光从经济生活进一步转向人的“心态”和文化。他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求人们返回一个凝固不变的传统，而是希望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从何而来，有什么特点，又将走向何处。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其他文化，而不是陷入自卑或自大。
费孝通书迹，图源：《书法报》2024年第25期
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中，他高瞻远瞩地提醒我们，全球化时代就像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人类如何共同相处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可能指望某个“圣贤”，根本办法只能是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做实地调查，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用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将心比心”地去“悟”。
在邱泽奇老师看来，如果费孝通面对今天的人工智能、算法等新事物，按照他一贯的工作方式，他可能会先走进技术正在改变的具体生活：普通人怎样活下去，怎么活得有意义，新的伦理价值体系会怎么建构……
《十三邀》第九季《寻找费孝通》截图
他一生想做的事，看似宏大，其实异常朴素——了解中国，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今天重新认识费孝通，也许正是重新学习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
费孝通著作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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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
《十三邀》第九季收官特别篇《寻找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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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困惑不解时，越要重读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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