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习惯把四川称为“巴蜀大地”，仿佛“巴”与“蜀”从来就是一体的。但翻开先秦文献就会发现，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族群，还是古国、古族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它们是两个独立的诸侯国，一个以盐立国，一个以农桑兴邦，各自走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几乎同时吞灭，才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融为“巴蜀”一体。
战国时代巴蜀地形图
盐泉哺育的巴国
巴国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盐紧紧绑在一起。
关于巴人的起源，最广为流传的是廪君的故事。巴郡南郡一带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五姓未有君长，通过掷剑和乘土船的比试，巴氏之子务相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君，称为“廪君”。廪君率部沿夷水（今清江）向西迁徙，在盐阳遇见了盐女神，随后于夷城建立巴国。廪君统一五姓、走出穴居、创建城池，并着力发展盐业，“专利盐利”，使巴人社会迅速壮大。
巴国所在的峡江地区地质条件特殊，形成了丰富的盐泉资源。巴人很早就掌握了制盐技术，利用盐井熬制食盐，行销各地。产自巴国的食盐在流通中甚至获得了自己的“商标”——“盐巴”。就像天津的“泥人张”一样，“盐巴”二字本身就是巴国食盐正统地位的标记。今天四川、重庆一带仍把食盐叫做“盐巴”，这一日常用语背后，藏着数千年前一个古国的经济命脉。
巴人还用井盐腌制鱼干，运出三峡换取粮食，巴国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鱼盐之利”。然而，丰厚的盐利也让周边强邻虎视眈眈。战国末年，楚国和秦国多次进攻巴国抢夺盐井，巴国最终因失盐而走向衰亡。
重庆巫溪宁厂古镇古盐泉遗
蚕桑兴邦的蜀国
与巴国不同，蜀国的根基不在盐，而在土地和蚕桑。
古蜀国的历史更为久远。据《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蜀”字本身，就是一棵弯曲的桑树和一只虫（蚕）的组合。
蚕丛是古蜀国最早称王的人，“其目纵，始称王”（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极其吻合）。他见岷江中游的坝子适宜桑叶生长，便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使大部分羌民定居下来，跨入农桑时代。蚕丛以蚕桑兴邦，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此后，鱼凫时代反映着渔猎经济，杜宇时代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开明时代则成为拓地千里的强国。
蜀国地处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农业条件极为优越。蜀地的农业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巴地的农业则是受了蜀的影响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太阳神鸟金箔等文物，展现了古蜀文明瑰丽奇绝的精神世界。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
两种文明，两种性格
地理环境的差异塑造了巴、蜀截然不同的文化性格。
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文化类型；巴国以大山水为地域特色，则长期保持了以渔猎为主的文化种类。农耕文明以防守为生存之策，渔猎文明以进攻为求生之道。于是有了“蜀王趋利、巴蔓献头”的典故，蜀民温厚，巴人憨勇；蜀敬天，巴畏鬼；蜀崇文，巴尚武；蜀出相，巴育将。
在青铜器上，这种差异同样鲜明。巴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虎钮錞于，顶部昂立一只猛虎，通体饰有鱼纹、鸟纹和巴蜀符号，体现了巴人尚武勇悍的精神气质。而蜀人的青铜器则以三星堆的纵目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充满神秘诡谲的宗教气息和浪漫想象。
战国青铜虎钮錞于
巴蜀一体的历史遗产
巴国和蜀国的真正融合，始于灭亡。
公元前316年，蜀国发生内乱，巴王与苴侯一同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派张仪、司马错率军南下，先灭蜀国，随后顺道俘获巴王，将巴地置为巴郡，治所设在江州（今重庆）。巴、蜀两国几乎在同一时间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巴蜀两国的遗产深刻塑造了此后的四川。秦灭巴蜀后设置郡县，大量移民入蜀，开阡陌、修水利、倡农耕，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国的盐业传统并未因亡国而中断，三峡地区的制盐业在汉代以后反而得到空前发展，“咸”遍西南，巫溪宁厂盐场在鼎盛时期有来自陕西、湖北、云南、贵州的盐商数万人。
在文化层面，巴蜀的融合更为深远。川剧的早期代表流派产生在重庆合川区，近代第一份报纸《新蜀报》由四川人在重庆创办，巴文化与蜀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达成了诸多层面的融合，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居民互游每年超过一亿人次，成渝双城共同承载着巴蜀文化的烟火气息。
从廪君开疆到蚕丛劝农，从盐井的卤水到桑田的蚕丝，巴与蜀走过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却最终汇入了同一条河流。“巴蜀”这个合称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是因为“巴”和“蜀”各自足够不同，足够独立，才使得它们的融合产生了远比简单相加更为丰富的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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